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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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我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殊不知，这只是外宾蜂拥而至游泳池要求拜会毛泽东的开端。
　　毛泽东迅速衰老的真正原因在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所发现。
　　林彪折戟沉沙事件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不容质疑的权威和尊严，心灵的重创导致强壮体魄迅速衰弱……
　　第三节 一网打尽林彪“四大金刚”
　　对于黄、吴、李、邱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直接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才能逮捕法办。
　　1971年9月14日上午，中方得知蒙古境内坠毁一架民航客机。15日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领随员前往出事地点，经过两天的巡视和验尸，所得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是林彪乘坐逃跑的飞机。当天夜里，这个比较准确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第一个松了口气的是周恩来，他穿着睡衣，兴冲冲地由他的西大厅跑到毛泽东住的118房间，将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主席。
　　林彪外逃失败这是最理想的结局。
　　至少大量的军事机密没有泄漏出去，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叫道：“拿茅台来，大家庆贺庆贺!”聚集在会议厅里的都是待命的高级将领。他们一听总理这话，唰地起身，高兴地取来杯子，和总理一同仰脖畅饮。
　　所有的紧张、担忧和沉重，顷刻间被浓郁的酒水融化了。他们品尝了一杯从未品尝过的好酒!留在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因为林彪摔死，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
　　林彪虽然死了，遗留的工作仍然棘手，比如要层层开小口吹风，一点点增加人们的心理准备；对关闭机场、停止国庆庆祝活动等，大家也都非常敏感，必须作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已经向世界公布了中美联合公告，全世界都在翘首以待来年初美国总统的访华活动，中国政府怎样既要淡化林彪的身份，又不惊动国际舆论……这许多事情的处理都是使周恩来劳心费神。
　　作为林彪死党，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10月3日，刚刚过了国庆节，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因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范围知道，对外还一直保着密，包括部队。对于黄、吴、李、邱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直接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才能逮捕法办。先从内部控制他们，不能打草惊蛇，不然，容易引起军队内部的混乱。
　　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
　　到了10月底，专案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林立果是空军办公室的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空军是这次反党活动的重灾区。专案组从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的文件和反党计划，最著名的文件大概要数《“571工程”纪要》。至今许多人都能记得里面的内容，他们的口号和纲领之反动之猖狂之恐怖实属罕见。“四大金刚”参与反党活动的证据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1967年逮捕“王、关、戚”，1968年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秘密行动。中央警卫局一贯是毛泽东的绝对听从指挥的部队，一声令下，抓任何人都不会犹豫，尽管抓“杨、余、傅”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可是，对林彪的“四大金刚”执行逮捕任务，却是应该大加褒奖的神圣使命。
　　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执行逮捕行动。
　　黄、吴、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这次逮捕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到达大会堂时，外面指挥的人，先放“首长”进去，后面截住他们的警卫，请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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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在福建厅，离北门很近。他们刚走进大会堂的北门，立即就上来两个人，一边一个紧紧夹住来人，由办公厅负责人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然后快速架进电梯，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两辆吉普车早已恭候在那里了。
　　不一会儿，黄、吴、李三个人就成了瓮中之鳖，被带进吉普车里。
　　在捉拿黄永胜的时候，还费了点劲。黄永胜自恃自己是总参谋长，见有人来架他，马上警觉地高声叫道：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且奋力挣扎。但是事先考虑到反抗的问题，选派执行任务的人不仅个大，而且都是副团长以上职务的军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非常镇静，也富有经验，不等黄永胜再挣扎就利落地将他手反背到身后。为防止不测，从他身上搜出了水果刀、药品等物品。
　　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别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的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去西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来。
　　事不宜迟!打电话追到西郊机场，通知他马上到大会堂开会。对邱会作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将他逮捕，他没有反抗。被抓，好像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将他押进电梯的时候，他看见了张大夫，就叫他。张大夫知道他已经不灵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还是应该上前去看看。电梯的门开着，邱会作被两个人看押着，以前的威风不见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向张大夫要安眠药，说是没有药他睡不着。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毕竟和政治不一样。他觉得从医德出发，可以给他一点药。就说：“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请示了汪东兴，汪东兴的想法和他一样，可以给一点药，量不要大。张大夫取了几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药性小的安眠药，送给还等在电梯里的邱会作。他接了药，连连说谢谢。或许这几片药还真的帮他度过了几个难熬的长夜。
　　后来大家参观邱会作的住宅，才知道他吃药成瘾，各种药品堆满了房间，补药品种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生活极其糜烂。直到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首先惦记的还是药。
　　第四节 陈毅是个好同志
　　1972年初，最寒冷的日子，陈毅永远闭上了难以瞑目的眼睛。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亲临追悼会……
　　陈毅去世了。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里去世的。
　　无论我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睡熟一样，那么安详，那么轻松。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五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生命的钟声永远地沉默了。
　　我在医院里陪着陈老总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但我心灵的遗憾却要伴我度过终身——未能实现他生前小小的奢望”，给他找一个气体打火机。
　　陈老总走了，永远地走了。
　　几天后，朋友兴高采烈往我面前丢来一只气体打火机，我浑身颤悸，咆哮道：“太迟了!为什么不早点，为什么不早点呀!”
　　朋友僵然，许久没有想出一句安慰我的话。
　　我掩面长叹。将迟到的打火机珍藏在书橱的高处，成为记忆成为纪念也成为终身的遗憾，已随我整整度过20多个春秋……
　　我在医院陪陈老总的最后3天，72个小时，人生的一瞬间。可我无法平静地独立面对这个惨痛的瞬间。
　　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帅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老战友，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冲杀出来的，今天说什么也不忍心让陈毅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送了一程又一程。
　　一程比一程凄凉。一程比一程涕零。
　　我呆若木鸡，僵立门外。门里的陈毅元帅已安详地闭上了久久不肯瞑目的双眼。因为几个小时前，他醒过来，听见叶帅的声音：“二月逆流”平反了。他终于了却了人世间巨大的也是最后的心病。
　　他悄然无声地走了。床前那台心动监视荧屏似乎再经不起亮点的蹦跳，它太累了，歇息下来，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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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声骤然四起。
　　夜，黑得不可思议。风，寒得不可抵挡。
　　1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陈毅的悼词。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追悼会只是军队元老一级的规格。
　　我们这些曾在陈老总身边工作过的人一听，谁不为可敬的老帅这种不公道的盖棺而难过？可这是毛泽东签发的，谁又能改变呢？
　　元老一级的追悼会，照片一般不会上报纸的头版头条，毛泽东又不去，自然就没我的拍摄任务。可是不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我是不会心安的。我将10日的工作安排了一下，上午冒着严寒驱车到八宝山殡仪馆。
　　我一走进追悼大厅，心似揪着般疼痛……因为规格问题，陈毅的遗像也缩小了一圈。遗像两旁排了10几个花圈，大厅的后面燃着两个烤火炉，整个大厅显得空空落落凄凄凉凉。我一看，这样简单冷清的追悼会，拍摄方面几乎没有要准备的。
　　追悼会安排在下午3点开始。
　　吃过午饭，我在休息室里围着火炉打个盹。朦胧间，耳边有人叫：“快快……毛主席快要来参加追悼会……”我还以为是梦呓，没有理会又迷糊起来。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搅得我心烦意乱，睁开眼睛：“你们干什么？吵死人了。”

　　“总理来了。”
　　我一看表，才两点，这么早!
　　我赶快起身，到殡仪馆的门口。总理已经站在台阶上正指挥人去找电炉。看见我，高声叫道：“老杜，你也来了？正好正好。”
　　什么正好？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看着总理调兵遣将忙得不亦乐乎，我又插不上嘴问，过一会见到了总理的卫士长，我一把拉住他：“哎，老张，总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啊呀!你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主席要来参加陈老总的追悼会。”卫士长一字一顿告诉我。谁？主席!我一惊，真的嘛!真叫人意外。
　　主席说是不来的嘛，怎么又来了？我刨根问底。
　　“中午一点，总理服了点安眠药才睡下。老总死后，总理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我们都瞅着心痛，又没有办法。总理心里有事，连午饭也没吃，就一个人在院里踱步。我们见离追悼会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劝他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哎，人家夜长梦多，这可好，夜短也梦多，总理这才刚刚睡下，电话铃响了，我一接，你知是哪儿的？‘游泳池’的，我的妈呀，主席要去参加追悼会，而且已经起床了，正调车往八宝山去呢。这还了得，我忙去叫醒总理，总理这时药性刚刚上来，你说这时让人立即醒过来该有多难受。总理迷迷懵懵叫我说完，二话没说，‘呼’地从床上跳起来，穿着睡衣赶向电话机，叫中央办公厅立即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且通知西哈努克亲王可以参加追悼会，又请宋庆龄参加追悼会……我在一边呆了，安眠药的作用力还没有过去，总理却以他惊人的毅力迅速摆脱了困倦，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总理就把一切都料理好了，就像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早在他预料之中似的，反应异常敏捷。你瞧……”
　　原来如此。我折身回到大厅，刚才还空空荡荡的大厅里，像从天上掉下许多人，架灯的，安电炉的，整理花圈的……我也赶快检查了一遍照相机。
　　没想到我这次竟“歪打正着”，派上用场。
　　十几只电炉在休息室里发出通红的电光，热气弥漫，整个房间变得暖洋洋的。
　　总理来时，进八宝山通往殡仪馆的路上还阒无一人。转眼，警卫人员已立柱般地守在路的两旁……刚把安全工作布置好，毛泽东的“吉斯”车驶进了人们的视线里……
　　主席的车一停，我连忙举起相机。我的天!主席这是穿的什么呀？
　　灰色的呢大衣下面……露着一大截睡衣下摆，再下面是灯笼似的绒裤，脚上一双“老头鞋”。
　　怎么回事？主席怎么这身打扮。我想问问他的秘书，可没找到。
　　这时毛泽东已被大家簇拥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印在他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我们知道主席才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他能来参加追悼会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所以大家也没有过多的惊讶他穿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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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才知道穿睡衣出门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周恩来也是穿着睡衣坐进“大红旗”里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的会场，而周恩来在汽车里换下了睡衣。
　　“总理打完电话，也忘了身上还穿着睡衣，就匆匆往外走。我们几个卫士七手八脚抱着总理的衣服，提着鞋，叫总理，总理却说，上车穿!上车时我们还绞了把热毛巾，好给总理擦把脸，或许头脑会舒服些。坐在车里，总理也不忙换衣服，一个劲地叫司机快快……车子跑得都快飞起来了。车厢里小，人窝着换衣服，真不得劲!把总理折腾得够呛，我们也忙了一头汗。”
　　陈毅的夫人张茜脸色憔悴、苍白。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到休息室里将主席来的消息告诉张茜，并让她来见主席。张茜见到主席时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多时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呜咽道：“主席，您怎么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
　　宽慰和喜悦如温暖的春风从每个人心头吹过，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胳膊，这肺腑之言虽然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来了!
　　我这时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独特的瞬间。
　　有人进来说，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主席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西哈努克亲王久久地握着张茜的手，竟怆然泪下……问站在一边的总理为什么这么晚才通知他，下午就是老朋友陈毅的追悼会，而他才接到通知!总理笑笑，向他作了解释。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10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总理没法答复他，当时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参加，怎能同意一个外国人参加呢？
　　毛泽东一出现，情况立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令总理为难棘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不能来参加追悼会的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这时纷纷从各自的部门，赶到殡仪馆，悼念他们可敬可亲可歌可泣的陈毅老帅。
　　“老总，您可以安然瞑目了!”我望着会场里一张张陈毅所熟悉的脸庞，心里说。
　　毛泽东和西哈努克在休息室里交谈了一会。因我要照相，不太注意他们谈话的内容，无意间见翻译用惊讶的表情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点点头，示意翻译按原话翻译。翻译将话译完，西哈努克神情挺怪，眼睛瞪得大大的，紧张地望着毛泽东。我只听见片言只语：林彪……跑苏联……摔死了……反对我……陈毅是个好同志，他是支持我的。
　　只有最后一句我听清了，的的确确。这是毛泽东对陈毅一生最公道最正确的评价!
　　林彪摔死的消息，还从没有向国外报道过。西哈努克是第一个知道这消息的外国人，也是惟一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外国人。
　　后来又听见他们谈论“二月逆流”，好像主席不同意这样讲“二月逆流”，口气挺气愤的，手不停地舞来舞去……
　　哀乐——悲伤的旋律，在八宝山回荡。人们深深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向工作人员要了一个黑纱佩戴上，这时我注意到他移动双脚时，步子显得很沉重、吃力。隆出鞋面的脚背鼓亮鼓亮的，可能是浮肿。
　　他肃穆地站立在陈毅遗像前，视线就再没移开过，他心里想着什么，谁也没法知晓。
　　周恩来站在原来是叶剑英致悼词的位子上，素来克制力很强的总理，念几百字的悼词竟哽咽停顿了好几次……抽泣声在一百多人中间蔓延……流动……

　　毛泽东不太明显的喉结在颈部明显地滚动着……
　　照片冲洗出来后，我用四张不同方位的照片拼连了一张全景。毛泽东的睡衣怎么办？想来想去只好从大衣下摆处截去，这样就看不出毛泽东穿睡衣的痕迹了。
　　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照片和消息发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反响非同寻常，毛泽东的一席话无疑是给受“二月逆流”冤屈的老干部们带来了希望。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枫丹白露

难得开国元勋的经典镜头，和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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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改变世界的握手
　　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听说，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拒绝和周恩来握手。18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却将手急切地伸向中国，伸向周恩来，而周恩来不卑不亢等待着……这难道不是无声道出了中国外交的胜利吗？
　　第一节 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手急切地伸向中国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几十年的相互敌视的历史。周恩来特意选用了一张能反映他“不卑不亢”态度的照片，姚文元不甚理解。
　　1972年，中国走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波谷时期”。
　　开年初，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接待中国长期视为敌人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既不失中国尊严又不乏友好，这是挺有难度的外交礼遇。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曾在1971年下半年秘密来华“投石问路”，急切地表达了美国想和中国握手言和的心情。
　　周恩来此时要疏通的不仅仅是跨越太平洋的地理路线，而是中国人敌对美国的心理路线。疏通这条“路线”的“工程”异常艰难，总理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嘴上念叨了几十年，饱经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历史写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脑海里。那时在教科书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它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势力，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早在1844年它就跟在英国之后，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它妄想使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后来又扶植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空前规模的内战，屠杀几百万中国人民。一百年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就抛开美国不谈，光尼克松就够中国人反感的了。这第37届美国总统上台前就做过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用核武器威胁中国；阻挠中国政府代表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在中国的门口越南发动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才扬眉吐气了20多年，怎么让美帝国主义访问中国？这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在老百姓眼里却犹如晴空霹雳。

　　然而在上层人士中间何尝不是有人痛苦？特别是和美帝国主义做过战流过血的老将们。现在却要和他们的“敌人”化干戈为玉帛，这感情的弯子说什么也一下子转不过来。中美两国关系像一扇封闭太久、太久的门，已经上锈，老化了。
　　1971年4月，周总理在基辛格秘密来华之前，就慎重地迈出了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我的镜头还是第一次拍摄被中国正式邀请的美国团体。
　　周恩来在和美国乒乓球队谈话时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
　　几个月后，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踏上辗转来中国的路程。
　　我曾去拍摄基辛格和周恩来秘密会谈的照片。
　　秘密很快就成为官方的公告，尼克松决定在次年上半年，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周恩来放下手里繁忙的国事，召集各方面的会议，研究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工作，从会谈、谈判、签订中美公报到用餐食谱、下榻保安……事无巨细，几乎每件事都要亲自过问。
　　眼，熬红了。人，消瘦了。
　　灯伴着不眠人在西花厅里，夜复一夜地亮着……
　　1972年初春。
　　2月21日清晨，我早早地就起了身。窗外，天色还没有亮透，灰蒙蒙的。
　　今天是尼克松访华的日子，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我们摄影记者的大事。永恒的瞬间将系在我们的食指上，真可谓是弹指千钧!
　　车子来接我去机场，我见时间还早，就叫司机开车先去西花厅。
　　沉睡的街道还没有苏醒，路灯仍睁着不倦的“眼睛”固执地伸着脖子，探视眼皮下稀疏冷落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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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悄然驶进西花厅。透过车窗，透过迷蒙的晨雾，我看见总理的背影在前院折回弯曲的长廊里慢慢地移动，消瘦的肩略略耸着……在考虑问题？还是放松经脉？这时总理转身看见了我们的车子，立刻从长廊的一端朝我们走来。我赶紧下车。
　　“老杜，你来了，这么早？”他握住我手问。
　　“总理你不也这么早？”
　　我推上身后冰凉彻手的车门，说。
　　“天亮了，真快啊!”总理仰头望望灰白的天空，嘴里吐出一团蘑菇云似的热气在寒丝丝的雾层里弥散。
　　早春二月，寒气逼人。天光下我看见总理一双通红的眼睛，心一沉，“总理您又……一夜没睡？”
　　他一脸倦意，对我淡然一笑，默认了。
　　唉!我能说什么呢？用手捋了一把硬茬茬的短发，想捋平心里翻涌的苦涩滋味。
　　“总理，今天中外记者一律拦在离飞机20米远的地方。”
　　“你呐，你在哪？”总理奇怪地望着我。
　　10多年了，他到哪我跟到哪。无论是迎接外宾还是他被别人迎接，我的镜头总不离他前后左右，形成了习惯。所以我怕他在机场看不见我又要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一早就来告诉他。我才说到记者拦在外面，他就着急了，好像我会不去似的。
　　“我？我也一样，拦在远处。”
　　“有多少记者？挤在一起怎么照？”

　　“有一百多个记者。我们搭了个阶梯似的架子，人在上面谁也不会挡着谁的。”
　　“哦……”总理这才松了口气。“老杜，这次接待方针知道吗？”
　　“知道，总理。”
　　“好，去吧，早点准备。”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机场的上空。
　　候机厅旁的小休息室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已到了。天上银色的飞机扯着尖厉的呼哨，发出颤震的轰鸣，降落在主跑道上。这时周恩来率先走出厅门，站在分支跑道边上。跑道两边插着彩旗，陆海空仪仗队穿着大衣笔直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
　　飞机还未停稳，所有的照相机已贴稳在眼眶上了。我用的是“莱卡”相机，特地配个长焦距镜头，一下子就将飞机拉到了跟前……
　　记者们屏声静气，紧张地等待大洋两岸历史性的握手!
　　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满面笑容的尼克松，紧接着身后是他的夫人。尼克松身着灰色的呢大衣，夫人则如一团火，鲜红鲜红的……这时我心头掠过一丝遗憾，如果是彩色胶卷该多好!
　　尼克松步子很快，他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鼓掌，一只脚刚落平地，手就笔直地伸向二三米开外的周恩来。
　　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我当机立断，率先按响了快门，随后一百多部机子发出爆米豆似的脆响。
　　“不卑不亢”是这次接待方针。为了能体现这一方针，我琢磨了不少日子，才周密细致地捕捉了这个难得的瞬间。
　　以后我才知道尼克松坚持把随行人员和记者全部留在机舱内，让历史画卷中，永远留下他与周恩来单独握手的镜头。
　　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表现出的机敏、精细和处处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严的态度令美国客人深感叹服。
　　基辛格博士多次赞道：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离开机场，我径直回到社里冲洗照片。待照片出来后，按照惯例，要将照片送给周恩来审阅。我选了一张握上手的，又选了一张没握上手的。
　　正好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我见到总理，就将照片交给他，他拿着照片反复比较，最后拿出那张没有握上手的给我，我也估计会是这张。
　　毛泽东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又大病一场，直到尼克松走进他的书房时，他还未康复。和尼克松握手时，主席的神情仍很迟缓、呆滞。我拍了一张，心里却不再像上午那样自信，充满把握。我一边拍摄毛主席和其他人握手的镜头一边寻思补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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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都落座后，我退到书房外的过厅里，给总理写了张便条。
　　“总理，握手的镜头没有拍好，可否进去拍摄告别握手的镜头，请指示。”
　　我将条子交给主席的秘书，请她进去交给总理，片刻，秘书就拿着条子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总理用铅笔在“总理”上划了圈，又往下打了个箭头——“可以”。
　　我这次才放了心。
　　自从主席生病后，我们的拍摄也受到了限制，一般宾主握手的镜头只拍一次，如果还要进去补拍就必须经总理同意。再以后，我们在主席书房拍摄时间被硬性限为三分钟，时间一到立即关手灯，离开书房。即使总理也无法给我们补拍的机会。
　　书房里，毛泽东情绪渐渐高涨，红晕淡淡地漫上了苍白的脸颊。他一会将手高高扬起，顷刻又笔直垂落，这忽上忽下地舞动，让在座的客人情绪也备受感染。会谈气氛充满诙谐欢乐有时还有几句争辩，毛泽东谈到了中美“22年来总是谈不拢”的历史，他指着尼克松说“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
　　尼克松接着说：“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
　　“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毛泽东浓重的湖南腔，又引起大家一阵呵呵地笑。
　　在22年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美国一直奉行封锁、遏制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核垄断已不复存在；经济上受到西欧、日本的有力挑战；苏联军力不断增强，对外全面扩张，态势咄咄逼人。美国深陷越战，损失惨重，摆脱越战泥潭已成当务之急。尼克松企盼同中国改善关系，有助于“结束那场战争的苦恼”。通过美中和解，还可提高其与苏联谈判“军备控制”的资本和增强其在全球与苏联争霸的战略地位。他也认识到，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不可能再把中国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了。
　　尼克松和他的随员们这时都已经抛开紧张心情，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魅力倾倒……周恩来微笑着望着毛泽东，身体一侧依在沙发扶手上，不时插上几句话，话不多，但很得体，毛泽东紧接着总理的提示继续往下谈……
　　尼克松回国以后，曾将这个时刻写进他的回忆录里：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同周和毛的会见，我们后来听说毛已患了轻度中风，虽然中国人民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很受他的助手和随从尊敬，他应答时话锋锐利。
　　他们的会谈快进入尾声了，阵阵笑声从门缝里挤了出来。我走进时，里面的人都已立起身了，毛泽东双手支撑沙发扶手，腰背板直，缓缓地站立了起来。他的腿移动得很慢，脚几乎都抬不起来，在地毯上磨蹭……这比上个月在陈毅追悼会见到时的状况要严重得多。然而，毛泽东是乐观的，自信的。他握住尼克松的手，嘴角微微地一抿，顿时，自信和胜利的神采盈盈地溢遍全身，这是多么熟悉的鲜明个性啊!

　　我快速地按下了快门。
　　从毛泽东书房里出来，一看时间，我来不及再将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就叫人先送回去，而自己又赶到钓鱼台，将总理选的照片送给当时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审阅。
　　姚文元在他的办公室。他扬起下颌，眯缝着眼睛，细细地审看总理选定的照片，嘴里嘀咕：“总理怎么会选中这张……没握上手的？”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心里知道总理为什么要选这张。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听说，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拒绝和周恩来握手。18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却将手急切地伸向中国，伸向周恩来，而周恩来不卑不亢等待着……这难道不是无声道出了中国外交的胜利吗？
　　“总理既然同意了，那就这样吧。”姚文元的口气有点勉强。
　　第二天照片往报纸上一登，旋即“飞”出了国，世界各大城市的报纸纷纷转用了这张照片，也有幸被誉为“精彩的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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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上的仪式完全符合外交礼节的一切要求——很有礼貌而又很冷淡。在凛冽的寒风中，周恩来穿了大衣，但是没有戴帽子。夫人和我走下舷梯时，他开始鼓掌。我们也跟着鼓掌，因为我们从1959年对莫斯科的访问中了解到这是共 产 党国家的习惯。我伸出手来握他的手。后来我才知道这对他有多大的意义。
　　…………
　　这位老练的外交家立即使我感到轻松。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同我握手是越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的握手，这个海洋就是长达25年的互不交往……
　　尼克松的回忆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握手的情景和心态。
　　至今，许多的书籍和刊物还在刊用这张握手照片，就连《尼克松回忆录》的封底也是用的这张照片。然而，人们的目光在上面或流连寻思或一扫而过或付之一笑……可曾知道这张照片是怎样诞生的？
　　第二节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
　　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拒绝了美方的提议，强调公报要列出共同点和分歧点，掩盖分歧和不说真话的做法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
　　1972年2月，中美打开关系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令世界惊叹的新纪元。尼克松在中国访问期间，都是由周恩来亲自陪同，最后由上海回美国也是在周恩来款款挥手间登机离去的。
　　在基辛格两次访华和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同美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周恩来陪同尼克松访问上海时，从缓和远东局势的角度出发，一再强调美国撤出印度支 那的紧迫性。美方以“不能丢弃老朋友”，美军撤走这一地区会“出现真空”，美国需要“光荣地结束越战”等进行辩解。周总理据理批驳了这些借口。
　　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双方的会谈以台湾问题为焦点。美方向中方承诺：(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2)不支持台独运动。(3)在美国从台湾逐步减少军事存在时，不鼓励日本进入台湾。(4)美国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并将为此作出努力。随着印度支 那问题的解决，美将撤出在台湾的2/3军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撤出其余的军力。美方也表示，欢迎任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尼克松说，美国将留下一个政治问题，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要到大选以后才能解决。周总理表示中方可以等待一个时期，但美方应加速这一进程。
　　双方讨论的结果在《上海公报》中得到了反映。这一公报是中美几次会谈的主要结果，也是周总理外交策略灵活运用的又一范例。
　　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访华成果。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拒绝了美方的提议，强调公报要列出共同点和分歧点，掩盖分歧和不说真话的做法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美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一个独具风格的公报终于达成了，公报有以下几点最为突出：

　　(1)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美方也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方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走美军的目标。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从1955年起中国就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主张把这五项原则引用到中美关系中去，但美方始终反对，因为它不肯放弃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上海公报》终于写上了五项原则，这是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一次胜利。
　　(3)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美方开始时提出“每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此句显然有美化美国实行霸权政策的含义，中方坚持改成“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谋求霸权。公报还确认了其他一些重要原则，包括任何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解决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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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报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它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对于周恩来来说，几乎是用后半生生命作为代价的。他在漫长的征途中艰难地跋涉，当一个个永恒的辉煌画面在革命征途中灿烂夺目时，病魔的阴影也悄悄地降临在辉煌的上空!
　　第三节 总理患了膀胱癌
　　1972年5月12日，尿检发现四个血球，病魔的影子开始紧紧跟随着周恩来。
　　1972年5月12日，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总理的身体出现可怕的信号——癌细胞。当然这是我以后听保健大夫张佐良讲述，才知道总理患病的整个过程。直到总理患病两年多住进医院，我居然还不知道他患的是不治之症!
　　这天，保健大夫张佐良按照惯例给总理每周检查一次大小便常规。当大夫看到化验单时，不由地心一沉——四个红血球？!
　　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四个红血球!
　　这意味着什么？
　　医生们看见这个化验单，心里都有些紧张，虽然这四个红血球在医生眼里几乎没有什么临床意义。但是他们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谁也不敢侥幸，也不能侥幸!必须再取样做进一步的化验。
　　病检报告第二天就出来了——红血球上升到八个。最要命的是发现了令人揪心的癌细胞。但在70年代，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像现在这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专家们对尿中的癌细胞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就是癌症；有的则认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变化无常，尿中发现癌细胞不一定有确定诊断的意义。最后派人去天津和上海两地，请有关专家再进一步确诊，专家们一看涂片标本都认为是癌细胞。
　　早期膀胱癌不容否认地摆在了医生们的面前!
　　挽救周恩来的生命，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最佳治疗时期能赢得最佳治疗效果。专家们对此信心十足。治疗方案很快由专家们会诊后制定出来，并报告了中央。
　　说来也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身边的人，检查是什么结果？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怎么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大家希望总理不要问他们结果，以免不会撒谎而泄漏了病情。但内心深处又希望总理知道自己病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千方百计争取治疗时间。周恩来在医生的眼里，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的癌症病人，而不是他职务高低。然而，在中央的全盘棋上，周恩来是举足轻重的帅将，肩负党和国家重任，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总理啊!
　　在这里，总理和病人成了一对矛盾!
　　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不心急如焚，已经患病的周恩来仍然在日理万机，丝毫不关心自己的病情。特别是医生们焦急得声泪俱下：“再不抓紧治疗，迟早尿血的……迟早会尿血的……啊!那时再治疗就……晚了。”
　　医生们能不哭泣不焦急吗？他们还没有给总理做检查，连病灶部位、大小、症状，这些最起码病情都不知道。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日子就这样在恐慌和担忧中度过了半年。
　　这半年里，周恩来又从容地完成了中日建交的重大工程。
　　尼克松走后，日本备受鼓舞，立即做出反应。打破1945年无条件投降撤出中国后的27年沉默，急切地步了美国的后尘，向打败他们的共产党中国表达了求和的意思。
　　既然国门已经向美国打开，为何不能向日本打开呢？
　　田中角荣决定9月访问中国。
　　周恩来本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精神，经过20多年的努力，使中日关系从无到有，直到发展壮大成不可逆转的洪流。
　　中日邦交正常化，凝聚了周恩来的多年辛劳和智慧。
　　总理和田中角荣会谈的日日夜夜里，让保健大夫们提心吊胆，因为谈笑风生的总理带着“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个“大爆炸”。总理会见外宾时，医生依然坚持给总理尿检，每一次出化验报告，医生们的神经都要承受一次重压，生怕看见大量红血球的报告单。
　　有时，大家不安地定睛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总理，为总理用痛苦铸造的命运而悲伤，也为总理坚强的承受力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