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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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跨入60年代的几次重要拍摄活动
　　1959年10月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这次毛泽东还是将赫鲁晓夫安排在他身边就座，但是毛泽东的表情已经不再有五年前的热情、诚恳，他时不时地沉下脸。餐桌旁的毛泽东表情在戏剧性地变化着，我在一边仔细地抓拍他和赫鲁晓夫边举杯边斗智的精彩镜头。
　　第一节 蘑菇云腾升及赫鲁晓夫下台
　　我也激动坏了，使劲地按快门，沸腾的人群，激动的总理……好像面对着的是原子弹爆炸的现场，情绪和感觉是那样无法自控。
　　进入1964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人民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这年的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记得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要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员，大约有3000人。

   

　　我们都知道总理对文艺工作一直非常重视，经常会见文艺工作者，了解他们工作生活情况。有时他还直接参与演出，和演员一道唱歌、跳舞，场面特别亲切融洽。文艺家们也将周总理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无话不谈。这次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为国庆15周年献礼的一项大工程，不仅调用了部队所有文艺单位，比如总政文工团、各兵种文工团、各大军区文工团，还调用了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参加，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从10月2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因为从《东方红》策划到排演，又到公演，始终得到总理的关怀，大家不由地将他称为《东方红》的总导演。
　　《东方红》演出结束后，大家又兴高采烈地相聚在大会堂里……当中央领导人走进会场中心时，四周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知道这掌声充满了对领袖的热爱和敬仰。大会堂里温暖如春。
　　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他用双手向四周做了个停止的动作，然后双目又环顾了一圈，才开口说话。但是他一讲话，让我这个熟悉他讲话风格的人也愣怔了一下。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总理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也像丢了个大炸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开始蹦跳起来，接着更多的人也跳动了起来，人们像起伏的浪头不断涌动，欢呼声似巨响的浪潮在大厅里发出轰鸣声……
　　总理见人们的情绪失去了控制，不由得着急起来，他两臂不停地做往下压的动作，对着话筒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跳，不要跳，再跳楼板就要塌了，我再说一遍，大家不要跳!”
　　我也激动坏了，使劲地按快门，沸腾的人群，激动的总理……好像面对着的是原子弹爆炸的现场，情绪和感觉是那样显得无法自控。

　　这个在接见《东方红》演职员前的插曲，将会场气氛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中国人，此刻是多么的幸福和激动!虽然原子弹爆炸场面在万里之外的大西北，但我相信，我们所有人的心灵都感受了它强烈的冲击波和震撼力。这是我们中国人期待了一个多世纪的“蘑菇云”!是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侧耳凝听的惊雷!
　　10月16日，这个在历史上极平常的日子，老天爷却有意地安排了两件大事，中国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冉冉腾升翻动的时候，莫斯科的电波送来一条新闻——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这个消息同样令国人雀跃不已!自从中苏关系破裂，度过苏联撤走专家、逼债而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的人们，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一个好似仇人的名字——赫鲁晓夫。
　　突然听见他下台的消息，更增加了原子弹爆炸后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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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日，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他们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纪念活动，顺便想摸摸接任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总理这次出访，我没有跟去，但是几天后，总理返回，我去机场拍他回归的镜头，看见主席亲自去机场迎接。这时我才知道，周恩来这次访问苏联，虽然由于苏联新领导缺乏诚意而未能找到中苏团结的新途径，但至少了解到了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阐明了我党和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尤其是和苏联新领导的老子党作风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捍卫了我党、我国的尊严，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仅此而言，意义就非同一般。因此，11月14日，当周恩来率代表团乘座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时，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

　　在我的记忆里，从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中苏关系经过几个阶段的下滑。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进行大国恐吓失败后，1960年撤走在中国全部专家；1963年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破裂，记得那次是邓小平率团前去的，离开北京时，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都去机场送行，邓小平昂首挺胸、不向权贵屈服的勇敢而自信的神情至今还能激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然而，苏联发表的《公开信》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直到这次周恩来寻求新的中苏关系发展之路的失败，中苏关系终于彻底破裂，友好的历史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以后许多年官方都没有正式接触。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71岁生日是在劳模陪同下度过的，餐桌旁的毛泽东侃侃而谈，这使我又想起10年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一次宴席。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1964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那天几千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大家按地区分片入座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农村的典型——大寨。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就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他头上裹着白毛巾，脸上堆积着皱纹，一身黑袄，一看就知道是位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
　　这一年他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他的业绩却是全国农村瞩目的。
　　他以平静却带有虔诚的表情仔细聆听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根本不同。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开会时值毛泽东主席71岁寿辰，中央办公厅为主席的生日做了一番安排，这一天准备请几位会议代表出席主席的生日宴席。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
　　12月26日临近中午时分，陈永贵在周恩来的引荐下，平生第一次和毛泽东坐在一起。陈永贵特地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还是裹着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长的皱纹，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政治心脏的人民大会堂，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他们到达大会堂宴会厅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先带着他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走进刘少奇的小会议室时，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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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6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刘少奇对我十分亲热的。”
　　毛主席那时身体还很好，一进客厅，便伸出大手乐呵呵地主动和大家握手。大家绝不是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见到毛泽东的时候，都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他们两只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
　　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时，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嘛。
　　毛泽东主席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话，还是不明白孔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聊了一会儿，服务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着三张桌子，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与毛泽东同一桌。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第三节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边举杯边斗智
　　赫鲁晓夫的言谈举止常常显得粗鲁野蛮、莽撞无礼。他喜欢自我夸耀，头脑混乱，思路不清，只凭主观臆想，而没有政策、策略观点和正确认识，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
　　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宴会的餐桌旁侃侃而谈，这使得我想起了10年前，他和赫鲁晓夫在一次宴会上的镜头。
　　1954年，周恩来从日内瓦返回国后，过了两个月就是我国五周年国庆节。这年我国在国内、国际大搞和平运动，因而国庆节洋溢着庆和平、祝胜利、颂团结、赞友谊的和平安定的欢乐气氛。在车站、机场、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摆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外宾看到中国团结、和平、安定、繁荣昌盛，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前途也增加了希望和信心。
　　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于9月29日到达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举动。当时参加中国国庆的还有许多国家的元首，但毛泽东都没有去机场迎接。可见在中苏关系正常时，我国领导人还是非常珍惜和苏联老大哥的友情的。
　　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于矿工家庭，比毛主席小1岁。他是在1918年国内战争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很低。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愚昧无知、粗鲁野蛮，莽撞无礼。他喜欢自我夸耀，开口闭口说自己如何有本事，担任重职又有能力等。
　　喜欢自我夸耀还不要紧，问题是他头脑混乱、思路不清，只凭主观臆想，而没有政策、策略观点和正确认识，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
　　宴席上，有许多外国元首参加，毛泽东还是将赫鲁晓夫安排在他身边就座，可见他还是很重视这位贵客。可赫鲁晓夫没有多久又开始仗着酒劲胡说八道起来，当毛泽东在一边提醒他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有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他竟然喷着酒气，大大咧咧地说：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对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轻率、浮躁的态度，真是不可思议。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大庆日子，我一直没有听说赫鲁晓夫要来参加庆祝活动，到了9月27日，苏联方面参加庆祝活动代表也已经抵达北京。可是到了30日，国庆节前一天，新华社突然通知我们去机场拍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的新闻照片。

　　我们到机场后，看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已经站在跑道边了，可是许久也没有看见专机降落下来。毛泽东赶紧问周恩来的时间，他们两位领导人还极认真地对了手表的时间。我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拍的，就拍了他们对表的照片，现在看看，真有意思。
　　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这次毛泽东还是将赫鲁晓夫安排在他身边就座，但是毛泽东的表情已经不是五年前热情、诚恳的表情，他时不时地沉下脸，但整个宴席上他还是保持大国领导人的风度，时而给他夹菜，时而嘲笑他一番，时而又严肃地提醒他几句……餐桌旁的毛泽东表情在戏剧性地变化着，我在一边仔细地抓拍了他和赫鲁晓夫边举杯边斗智的精彩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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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风云突变，洒向人间都是怨
　　李宗仁是国民党桂系首领，一生与蒋介石打打拉拉地牵扯在一起，几多波折。1965年春，李宗仁的回国条件完全成熟了。周恩来马上通过秘密渠道直接把这一信息送到美国新泽西州李宗仁的住处。李宗仁也心领神会，马上办理了去欧洲旅行的护照，并不顾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跟踪，于6月13日和夫人一起乘飞机前往瑞士……
　　第一节 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叶落归根
　　周恩来和国民党起义将领关系一直不错，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国总理，也因为他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桃李满天下。
　　1965年7月20日，一架银灰色的波音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聚集在机场的欢迎人群很快围了上去。从飞机上率先走下来的是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他们一走下飞机，等候在这里的周恩来等立即迎上前去，和他们亲切握手，欢迎他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随后，李宗仁在首都机场大厅内发表声明。于是，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这一特大新闻很快传遍了世界。
　　李宗仁是国民党桂系首领，一生与蒋介石打打拉拉地牵扯在一起，几多波折。蒋介石退缩台湾后，他避居香港，后到美国寓居，流落异国当起了寄人篱下的寓公。但李宗仁终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生养他的祖国，关心着台湾海峡两边的动向。李宗仁的这一政治上变化很快就受到周恩来的密切注视。
　　1965年春，李宗仁的回国条件完全成熟了。周恩来马上通过秘密渠道直接把这一信息送到美国新泽西州李宗仁的住处。李宗仁也心领神会，马上办理了去欧洲旅行的护照，并不顾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跟踪，于6月13日乘飞机前往瑞士。他的夫人郭德洁在美国变卖了房产之后也于6月13日飞往瑞士苏黎世。这一举动触动了台湾的“神经”，蒋介石马上派出多组军统特务分别前往瑞士的日内瓦、苏黎世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与此同时周恩来抢先一步通知在瑞士苏黎世的李宗仁夫妇：务必于7月13日下午两点前离开苏黎世……。
　　载着李宗仁一行的波音747飞机途经贝鲁特、雅典而后降落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这已到了李宗仁魂牵梦萦十数载的祖国大门口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步之外的机场大厦的楼梯下，蒋介石花重金雇来的两名杀手正寻找他们等待的“猎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卡拉奇机场突然响起尖锐的警笛，一辆警车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到了飞机旁，警车上的两位全副武装的巴方警官直接登上飞机，很礼貌地把李宗仁一行接上警车，随着闪烁的警灯和那凄厉的警笛声飞驰而去，两位杀手眼睁睁地望着到嘴边的“猎物”飞走。原来，这是遵照周恩来的嘱咐，由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请了巴基斯坦的保安部门，以十分神速的举动从机场把李宗仁安全接走，使他脱离了险境。之后，丁国钰亲自陪同，乘飞机经广州于7月18日中午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宗仁更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上海党政军的领导人早已等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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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周恩来和李宗仁就进行了会谈。李宗仁抑制不住“叶落归根”的喜悦，感谢周总理的周到细密。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等先行飞回北京，等候李宗仁的到来。接着就发生了李宗仁海外归来的这一轰动全球的大新闻。
　　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在周恩来巧妙细致的安排下，终于万里归来，落叶归根。
　　李宗仁先生曾激动地对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李宗仁先生在有生之年，为台湾回归祖国竭尽努力。
　　周恩来和国民党起义将军关系一直不错，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国总理，肩负统战重任，也是因为他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桃李满天下，许多国民党军官都是他的下属。所以，他们一提到周恩来，都亲切称他是周先生。“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尽了最大力量保护起义将领们，同时也给予他们工作、生活以及家人各方面的关心。
　　我记得1963年底，总理到广州视察，他和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陪同下，走访了黄埔军校。我知道周恩来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理想和他奋斗的足迹。那天到军校旧址已经傍晚，天色很暗了，但是他们几个“老黄埔”依然兴致勃勃，边走边聊。他们时而回忆往年北伐军的趣事，引来阵阵笑声，时而想起了早逝的战友，个个又神情哀伤……我跟在左右，不断注意他们的情绪变化，拍下了他们回忆往事的容貌。

　　第二节 邢台地震，总理爱民如子
　　周恩来很少出现忧愁困惑的表情，“文化大革命”前，我拍摄过一张他这种表情的照片，今天已成为我最满意的照片之一。
　　进入1966年，刚开始大家都没有感觉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同。春节过后，总理到玉泉山休息几天，说是休息只是工作挪了个地方而已。我在他身边16年，几乎没有看见他有过休息日，就是去外地疗养，他也是带有视察的任务，有时甚至比在北京还要忙，白天到处跑，找人谈话，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或是看文件。
　　总理到玉泉山以后，我的拍摄工作就少了一些。一天早晨，我起床想到外头走走，因为长期职业习惯，即使在外头散步也喜欢手里抓个照相机，防止万一遇到有新闻价值的镜头，不是可以顺手拍上几张吗？
　　我慢慢沿着石子小路往总理住的小楼走去，转过一个弯，就看见总理一个人站在门前的空地上，迎着初升的朝阳，用手搭了凉棚，好像在看远方什么东西，又好像看不清，费劲地张望。我顿时被总理带有忧愁和不解的面容震动，总理很少有这样的表情，我赶紧上前快手抓拍了一张。照相机的“咔嚓”声惊动了总理，他看着，奇怪地问，你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不多，就多休息一会儿。
　　“你刚才看什么呢？”我还是不能忘记刚才总理那独特的表情。
　　“没看什么。好像远处有群羊，白白的，看看又好像是浮云，老是看不清楚。”
　　我赶紧也顺着总理指的方向看，没有什么东西嘛，只有黄秃秃的山坡和一簇簇干枯的树木。
　　总理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后来我将照片洗出来，感到很不错。人就是很有意思，当拍一种表情多了，就想拍出其他效果的照片来，果然，总理这张照片和他以往的照片不同，凝重、忧郁而且显得有些焦虑。没有想到仅隔两个月，河北邢台地区传来地震的消息；又隔两个月，中国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以后很多年，我都疑惑，那时的总理内心是否有所预感，否则他为什么要愁眉紧锁远眺，而且视力所及处，留给他的却是模糊的景物？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竟然是我所拍总理的最得意之作，也是许多朋友最想得到的照片之一。
　　总理从玉泉山回中南海不久，即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电波传到中南海。9日下午我还在睡梦中，中南海的电话十万火急地把我拽到北京南苑机场，那里已经备好了一架直升飞机。不一会儿，总理也到机场。我赶紧向他警卫秘书打听，什么事情这样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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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
　　哪里？
　　“河北邢台……总理要到灾区视察……老兄你就别问，到那里什么都知道啦!”大家忙着登机，我也不好多问。
　　直升飞机起飞不久，便看见机翼下地震带来的惨象。田地裂缝，一道道深沟里翻出白花花的沙子，房倒屋塌。村庄像一个个碎瓦烂砖堆。严重的灾情，让周恩来无比揪心，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下面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舍……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总理一下飞机就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他拉住灾民的手问寒问暖。当天晚上，周恩来在隆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
　　突然，房屋剧烈晃动，泥土刷刷直落。这是五级以上的余震，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周恩来看看墙壁，见余震已经过去了，便说：“没什么，继续谈吧。”在这裂了墙壁的楼房里，周恩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赶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寨去慰问群众。他站在木箱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灾荒。讲完话，他冒着余震的危险，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查看、询问。
　　3月22日，邢台又发生一次强烈地震，周恩来又亲赴灾区慰问。4月1日，他来到宁晋县东汪村，走遍了每一个帐篷，看望了140多名病员。他蹲在老贫农贺全胜身边，询问伤情，撩起褥子，看铺得厚实不厚实。
　　贺全胜激动地说：“总理呀，解放军把我们救出来，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还亲自来看我们，这可叫俺们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周恩来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恩来到何家寨村时，正赶上刮六七级大风，田野上黄尘滚滚。周恩来看到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建议就地开个群众大会。他亲自布置会场，叮嘱不要挤着娃娃。他让群众坐在背风的地方，他迎着风，站在装救灾物资的木箱上和大家讲话。
　　周恩来从早忙到晚，口干了，就端起粗瓷大碗，吹开漂着的灰尘，喝几口灾区的水。人们催他多少次：“该吃饭了，总理!”他说：“不忙。”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他一口饭也没吃，一分钟没停，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

　　第三节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首次紧密相连
　　1966年4月国内政治风云骤起，刘少奇出访亚洲三国，但热情洋溢的出访变成了苦雨凄凉的归途。“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1966年3月刚从邢台回来，我又接到通知，要我临时从总理身边抽出来，随刘少奇出访亚洲三国。当时是孟庆彪跟着刘少奇，不知他那时有什么事不能去。虽然我是第一次跟随刘少奇出访，但对东南亚4国并不陌生，前几年曾跟着总理去过。自认为是一次轻车熟路的拍摄采访。
　　从进入1966年，我就有一种感觉，国内的政治气候飘忽不定，似乎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座谈会只有几个人参加)，4月10日中央就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紧密地连在一起。
　　林彪给中央军委的信中还写道：“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时我们大家只是从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儿，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谁也没想到也没法想到“文化革命”演绎发展成“全面内战”。这四个字就把全国推进一片热昏的海洋之中。
　　刚开始大家都在文化界里兜圈子，确切地说是在评论《海瑞罢官》历史剧上兜圈子。我不搞文艺工作，也不搞历史研究，海瑞功过是非的历史我没有发言权。可有发言权的人发出的言，叫我们困惑、迷懵。干吗要把海瑞拖出来，塞进今天的政治舞台上？一会儿说海瑞暗指彭德怀，一会儿又说海瑞是指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搞得大家眼花缭乱，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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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困惑带着不安也带着雨后天晴的希望，和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登上西去的专机。
　　机场上，除毛泽东外，中央的高层领导人都来了，欢送刘主席、陈毅外长出国访问。
　　一同出访的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陈毅的夫人张茜。两位夫人在中南海里甚为令人瞩目，是两位出色的女性。王光美具有知识分子的深刻和高雅；张茜则机敏、俏丽并且坚强，这在以后艰难的岁月里得以证实。
　　的确，夫人们的随同访问，为出访增添了幽雅和温馨的感觉。王光美爱穿旗袍，更加衬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气质和丰韵。
　　因是第一次随刘少奇出访，我心里没底。上飞机后我迟疑几次想到前舱为他拍摄几张工作照，又一想，他的专职摄影记者可能已拍了不少这样的照片，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刘少奇在我眼里是一位严肃、认真、沉默的首长。这次出访我意外地发现刘少奇还很忧郁，这个一时叫我琢磨不透的印象是在他走向陈毅的后舱时偶然生成的。
　　“哗……”刘少奇拉开布帘，从前舱走了出来，我们坐的位子正好和他对着，我看见他用疲倦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还和外交部的几个司长点了点头。我发觉这目光里有种叫人不安的忧郁。他一句话也没说，快步走向后舱。我不由探出身子追随他的背影。他跨进后舱又扭过身子，厚厚的布帘在他手间拉拢合并，他高大身躯和斑白发顶随之消失了。这不过是个非常普通的动作，可我心里老是觉得不是滋味，犹如揭示某种神秘，或者是某种紧张……人心里一旦有褶皱似乎连四周的气氛也觉得异样。出访初登机时的愉快心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嗡嗡作响的气流压力下愈发沉重疲惫，令人昏昏欲睡。

　　不知又过了多久，我被身后尖锐的金属磨擦声惊醒，刘少奇拉开布帘从后舱走出来。我一看，他还是心事重重的，一进前舱，又拉上了帘子。
　　我望望陈老总的后舱，帘子没拉上!我一喜，再一看，陈老总宽大的身躯仰倚着椅背，眯着眼似睡非睡的，面前的小桌上横七竖八摊了一堆文件和报纸。我知道老总不爱坐飞机，搞不好还晕机呢!晕机只是一起一降时难过，现在飞机已飞平稳了，可老总好像不开心嘛!以前他可不是这样子，绝不会甘于寂寞，将自己囚在狭小空间里，只要不是在工作，他总是想法子和我们一道开心。有时和我们一起下棋，打桥牌。下着下着，打着打着……我们就忘了身份，碰到老总输了，就起哄，伸手跟他要烟，不是好烟还不答应，直到陈老总把空衣兜翻出来给我们看，这才罢休。
　　“我说你们这些同志哥，那么多的嘴抢我一个人的烟。这合理吗？烟都给你们要光了，我吸啥子？”他可惜地望着手里的空烟盒，不服气地说。
　　飞机单调地飞着，我心里空落落的……这种沉闷忧郁的旅途我真是头一遭遇到。
　　当时我是寂寞和空落的，因为认识的局限，使我只能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和身份还无法理解形势的苦闷与孤独之中。现在再回过头审视走过来的历史，对刘少奇、陈毅那时愁肠百结、心事重重的深重神情，就会有深刻彻底的认识，才能剥去复杂纷纭的外表窥视决策者的思维空间和深邃心灵。
　　飞了三个多小时，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在一般情况下，中央领导人出国访问，飞机都要降落在边疆城市补充给养。
　　边城还没有卷进政治风云中，显得宁静、清幽。城市处处都飘散着羊肉串的香味，就连我们晚上住的最好宾馆里也有这种香味。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陈毅一同去参观新疆工业展览。走进大厅，我见刘少奇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中华”烟。他犹豫了，看看四周是油亮的木质地板，把烟就这么一直夹着，直到从展厅出来才点燃。整个观看中，他很少问话，只是非常仔细地观察每一件展品，能在一份说明书前逗留10来分钟，几乎是躬着身子贴着玻璃吃力地阅读。我在一边见他这样专注凝神，不由地举起相机，抓住他神情凝思、目光深沉的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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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怎地，领导人还有两位夫人不再像离京时那么忧郁了，耳边又听见陈老总开心的笑声……连我也受感染，情绪跟着快乐起来，世界的本原也应该是快乐的。
　　看完展览，又和自治区的领导座谈。
　　会上，刘少奇思路非常敏捷，谈吐沉稳。一头银发给他有涵养的气度增添了威严，让人感到有种说不清的非凡魅力。是自然流露的庄重感，还是分寸得当的权威感？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毋庸置疑，刘少奇在行使国家主席的职权和使命。
　　下午我们又来到了昨天降落的郊区机场。专机孤零零地停在空旷的机场跑道上，四周是春草零星的寂静戈壁。刘少奇等领导人由欢送的人群簇拥着走向飞机。我跟着拍摄了刘少奇、陈毅同自治区领导人握手告别的镜头，正想登机……怎么？刘少奇突然转过身，退着步子朝欢送的人们挥手。我忙驻足，将镜头对准他依依惜别的忧愁面容。这是他真正的感情!真正的伤感!我对这种神情陌生过也熟悉过……不过却没有想到快门的开启，竟是刘少奇最后的出访。
　　历史已不可逆转地决定了刘少奇回国后的命运。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刘少奇出访时，毛泽东正在南方看“西游记”，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没经风雨缺乏锻炼的年轻人担忧，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飞机追踪西去的太阳，划破淡红的天幕，朝着巴基斯坦飞去。
　　我们到巴基斯坦已是下午。如果这次不是亲眼目睹，我的脑袋里一直固执地以为只有中国人最喜欢热闹的事情。其实不然，我们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鼓掌声，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汽车被这沸腾狂欢的场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窝着挪不动了。人还在不断地围拢……这时我听到尖锐的哨声，人群开始朝街道的两边移动，为我们闪出行车道。有的人不甘落后，不住地朝前挤，立即遭到警察的严厉阻止。

　　我们车子开动了，群众又随车涌向我们的住处……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的群众抬担架似地抬到国宾馆门口。
　　刚才飞机上的枯燥、单调骤然落在热血沸腾的土地上，立即被融化了。
　　刘少奇和陈毅脖子上套着巨大的彩色花环，那上面托着的不再是忧愁的眉结，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北京的中南海并没有因此停止“文化大革命”的脚步。
　　4月9日开始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12日结束。
　　列举彭真的错误开始朝着“系列化罪行”发展。
　　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这是刘少奇2月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下来，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提交的“汇报提纲”。
　　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鲜花、笑容、欢歌……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友好访问的路途上!
　　困惑、痛苦、愤怒……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结束访问的归途上!
　　日历在我们繁忙紧张的手里撕去了七张，我们已抵达最后一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再有几天我们将要踏上归途。
　　第九天，我们挥手告别了美丽古老的仰光，也告别了劳累不堪的拍摄采访。专机降落在西南边城——昆明。
　　祖国的空气最清新，我坦坦地展平身躯，美美地睡了一觉。恰是昨晚的一个电话，才使我轻松无比地走进久违的梦乡。
　　“周总理刚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们老总，说北京没什么事，要老总陪刘主席在春城休息几天。你也可以放心地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不会有什么活动。”陈毅的秘书拨了个电话给我说。

　　夜长梦多!
　　一觉才睡醒，倦意还未退尽。门“砰”地推开了，门框中间立着秘书紧张的身躯。
　　“杜山!”
　　我就站在他老兄眼前，他却放出震耳的音量，足以使我头发直立，以为大祸临头呢!
　　“快快，快收拾，马上起程。”
　　“你昨晚不是说总理叫休息几天吗？怎么？”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刚才才接的通知，叫首长去杭州开会。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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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去杭州，我们也去杭州？”
　　幸好我还来得及冷静地问一声。
　　“噢……我去问问。”秘书一阵风似地跑了。
　　刚合上的门“砰”地又开了，没见人影只传进来了声音：“你不去杭州，待会儿回北京。”
　　我赶紧收拾摄影器材，卫生间里的放大箱和冲洗箱都打开了，以为在昆明要用上的，连药水都配好了。
　　出访途中有时会碰到改变航向的突发事件。有一次随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飞机都快飞到他们国家的上空了，空中接到急电，阿尔及利亚刚发生政变，不能前往。飞机立即掉转机头，在天上划了个大圈，飞回到埃及，降落在开罗机场。
　　可这次是在国内呀!这就不能等同而言了。
　　我以为秘书们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悄悄地问他们，哪知他们和我一样茫然，就连他们的首长也在费劲地猜测……
　　我以后才知道……上海的飞机还没到昆明时，两位首长一边等飞机一边在猜测，陈老总到底是横刀立马、久经沙场的老帅，马上想到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刘少奇和他想的不一样，可能是国内政局有什么大的变动？陈老总不由地若有所思地望着深邃空灵的天际和飘浮游动的云缕。
　　上海的专机接走了刘少奇和陈毅。我们也乘原来的专机回北京。
　　同去不同归!
　　我又一次踏上更加孤独、更加枯燥的旅程。
　　北京近了，随着心房不住地下沉，飞机盘绕着首都机场不住地下坠。跑道由一根银线渐渐地膨胀成一条马路，又迅速地扩展到广场。
　　北京到了，春风夹裹着细雨在空荡荡的机场上飘来飘去。蒙蒙细雨像罩子从我的头上方盖了下来，我恍惚觉得五彩空间就是被这讨厌的雨水淋湿而消失的。

　　回到新华社，我才知道“天上一日，人间千年”。短短的10天，国内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最叫我惊讶的莫过于诞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组。我努力地想“文化大革命”……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大革命要以文化形式……？
　　我现在回忆那时人的思维，不禁哑然失笑。人们用慎重和胆怯禁止了自己超越以往因信口开河带来的惨痛现实，不敢越“雷池”似地越“文化”半步。
　　仿佛是场人生大戏，为使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命运扑朔迷离，变化莫测，刘少奇他们直到走进由毛泽东主持的杭州会议会场，才知道他们一路的猜测离题万里。
　　第五节 我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特务？
　　1966年6月我随周恩来出访欧洲。凯旋的双足刚踏上北京机场，“史无前例”的巴掌将我推进了“特务、间谍”的行列。
　　中共中央将“五一六”通知往全国一发，“文化大革命”即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以它罕见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地席卷了神州大地;也以罕见的威力，排山倒海般地冲破一切领域。
　　北京街头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躁动”。
　　高音喇叭穿越墙障，透过树丛，在空气中传播。一堆一堆的人围着喇叭，围着半导体，围着一张张的小报，围着满墙的大字报，观看着、议论着。
　　我这时来不及细品“文化大革命”的其间奥秘，又奉命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访问。不过这也好，“眼不见心不烦”嘛。
　　出访近半个月。回到北京已是7月初，正是盛夏。
　　飞机还在跑道上滑翔时，我的目光恍惚掠过某种敏感的字眼儿，可是飞机拐弯掉转了方向，挡住了我的视线，瞬间敏感的字眼儿也就没往心里去。
　　周恩来这时从后舱里走出来。我听他的秘书说，总理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看上去脸色显得很苍白……我深知没睡觉的滋味。刚才在飞机上我还问总理的卫士长：总理休息了吗？卫士长也挺可怜，熬红的眼睛像双兔眼，年轻的脸上堆起苦滋滋的皱纹，无奈地直摇头。
　　我们惆怅地叹息着，都是些男子汉，可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睁睁地望着总理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其实我们不知道此时的总理内心承受的压力要比身体承受的压力大得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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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职业的毛病，有时没事爱一个人默默地琢磨人的神情和气质。
　　周恩来潇洒、严谨。
　　刘少奇严肃、沉稳。
　　陈毅豪放、风趣。
　　再以后，我的镜头投向晚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神秘、沉郁。
　　“嗳，老杜，该下飞机了。”
　　我一看，机舱里都空了，忙提起摄影箱往外走。
　　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都已离开暑气腾腾的机场。我下了飞机，只觉得明晃晃的阳光如箭刺目，叫人头昏目眩的，竟然没有看见近在咫尺的熟人，只顾埋头疾走。等那俩熟人到我跟前时，我惊喜极了：怎么，社里派你们接我的？连忙兴高采烈地和他们握手，可那俩熟人一脸冷漠，像从不认识我似的。只从嘴里简短地蹦出两个字：上车!
　　窗外掠过惊心的标语：“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是我从机窗里看到的字眼儿。
　　汽车没有把我送到家，而是直接开到新华社的大院里。我一下车就被几个人稀里糊涂地拖到楼里。定神一看，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迎面的墙上扯出块条幅，那上面本人的大名颠三倒四歪着，这还不说，上面还打着红××呢!
　　我这是犯了什么罪行？火爆性子开始一点点膨胀。
　　“你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大特务!大间谍!”
　　“你们有什么根据这样胡说？”
　　“你带的机器就是证据。那箱子里就藏着窃听器!”听到这我差点没笑出来。要不是名字上打着××，我真以为他们在搞喜剧小品，和平时一样穷开心，跟我闹着玩呢!
　　这幕闹哄哄的荒诞剧折腾到午夜才告一段落。
　　我从灯火通明的楼里出来，月光冷冷地洒落在地面，可大地却在死去活来地沸腾着。我真想大声乱骂一通……太他妈的气人!转念一想，刚才他们强行打开我的摄影箱，已证实我根本就没有窃听器，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误会。想到这里心里稍稍平静了一点。
　　夜色糅浓了家人的酣睡声。
　　我一气抽了好几枝烟，也无法使自己接受这严酷的现实，苦苦数着钟表的清脆滴答声，捱到天明。

　　老实说，这股突如其来的风暴一开始我还没有当回事，多少有点儿小看这帮造反派的威力，天真地以为搜不出窃听器，他们再斗几次找个台阶，还不就没事？过几天中南海一有活动，我还不照样背着相机去工作!再说我还是中央新闻组的副组长呢。
　　可见我这个40岁的人竟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
　　我的罪名像魔术师手里的道具，不停地变换花样，连我拍摄的照片也成了他们批斗我的“有力证据”。
　　“为什么拍摄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
　　“为什么拍摄陈毅走在周总理前面的镜头？”
　　“把刘少奇手里的中华烟拍那么清楚，显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
　　“邓小平昂着头走在领导人的前面，难道他的职位最高吗？”
　　…………
　　最为荒谬的是叫我交代“黑照片”的动机，似乎我的镜头连人的思想都能拍下来。他们规定我每天要写千字交代材料，还要写五张揭发别人的大字报。对于这样的要求，我只有一句：“不写!”任凭造反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不写!我只剩下这副属于自己的骨头，怎能再失去？这样一来我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务、间谍”的头衔，理所当然地被打发到社里照片制作车间去“脱胎换骨”，当一名定影工人。
　　中南海我是回不去了，中央新闻组的办公室也被造反派占领了。
　　在荒诞和耻辱的纠缠中，狂乱在更大的范围里蔓延……刘少奇倒了，邓小平倒了，陈毅靠边了……元帅中除林彪外都纷纷落马，遭受屈辱和磨难。
　　周恩来被挤进了夹缝，艰难地工作。
　　我只能从报纸上得到几条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的消息，更多的领导人音信全无，下落不明。
　　1968年，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我开始了近似流亡的生活。
　　中南海离我更加遥远了……
　　同时还派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和我同往，后来他死了，死得很惨。
　　这种“流亡”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更好些。身居斗室，被人监视的滋味我实在是受够了，我那不甘屈服、不甘寂寞的天性受到压抑。别说是派到边境工作，就是流浪我也愿意。至少可以多一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近两年里第一次灵魂自由倘佯的欢乐。
　　人只有在大自然面前才能还原自然的面目。大自然对谁都是一视同仁，慷慨而公平。它并不因为我戴着一摞“帽子”，拖着一串“尾巴”就冷落疏远我，而是用沉静的温柔慰藉我孤苦的灵魂。
　　铁列克提，我在它的大地上开始了短暂而自由的“流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