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nofer

　　1974年末，基辛格在中国时，会见住医院的周恩来，当时他发现这位总理的态度难以理解。虽然周恩来身体看来显得不错，但会见仅持续半个小时便突然中止了。
　　更糟糕的是，毛泽东拒不接见基辛格——这种情况在美国人访问北京的时候还是第一次出现。
　　此事在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眼里像个不解之谜。
　　日夜伴随着周恩来的张大夫和警卫秘书，在最危急的时刻，也寸步不离周恩来，即使以前熟识的人也对她(他)们避让三舍时，他们也没有害怕过，不过就是一条命吧!总理都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们有何吝惜？
　　“一·二五”之后，毛泽东真正发火，特别对江青他们私自批判周恩来最为恼火。周恩来的处境有了好转，可这次精神重创后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
　　3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烧手术，可是这次治疗远不如上次效果好，仅隔一个月又复发尿血。
　　这次复发带来一个非常痛苦的并发症——尿潴留!
　　膀胱里出血一多，就会凝固成血块，堵住排尿管口，尿被憋在膀胱里出不来，肿胀、疼痛。病人这时痛苦万分。每到周恩来会见外宾或是开完会，他就要开始承受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实在肿胀难忍时，就倒在会见厅的沙发上翻滚，希望能把血块晃动开。

　　大夫焦虑万分守护着总理，看着总理如此遭罪，却不能去帮他解脱痛苦，这简直就是医生在遭受惩罚啊!
　　一天、两天、三天……，周恩来天天都在痛苦地翻滚。
　　最后大家哭着把床搬到了大会堂，让他翻滚时有个稍宽敞的地方。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多，和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特别熟悉。现在总理病了，带着病体来大会堂，工作人员就格外小心照顾，尽量减轻总理的疲劳和痛苦。可是总理的病情太重了，她们看见自己敬爱的总理一声不吭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心都碎了。女人泪多，她们常常躲在总理看不见的地方抱头痛哭。可到了给总理添茶或是送手巾的时候，她们进门前抹抹脸，怕留下泪痕，然后强作微笑进去，可是一出门，又抑制不住“哇”地哭出了声。
　　眼泪没有感动苍天，周恩来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永远奋斗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很感人。

弦外音：你一贴多发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用91个帖子发一个主题！

KleinKlauss

谢胡呢，巴鲁库呢？高棉战士们呢？呵呵～

nofer

原帖由 永远奋斗 于 2008-7-25 19:17 发表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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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还有呢。

nofer

　　第十二章 毛泽东真的老了
　　自从1971年底，毛泽东突然被一口痰堵住，窒息引起心脏停跳，经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才渐渐恢复了知觉，但是他硬朗的身板和健康的体魄再没有恢复。他日夜被病魔纠缠着、苦恼着。双脚肿胀得厉害，几乎隔几天就要换双布鞋，鞋子越穿越大，行动越来越困难。
　　第一节 彩色胶卷冲洗的自动化
　　澳大利亚总理访华期间，将彩色胶卷送往香港冲洗，这一细节被周恩来知道，决心建立中国第一流的图片冲洗基地，改变摄影冲洗的落后状况。
　　1973年10月底，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来华访问，并带来了一个庞大的摄影队伍。
　　他们的摄影记者一到北京，立即就被东方古城的迷人风貌倾倒了，端着“炮筒”般的照相机，“OK，OK”扫拍北京城的皇家古典建筑。
　　他们白天拍摄的彩色胶卷，当晚派专人送往香港冲洗，然后用卫星传真发回国内。他们这般气势，特别是他们记者手里的先进摄影机器和100度感光彩色胶卷，着实让我们中国摄影记者眼红，一种望尘莫及的落伍感打破了我们多年形成的“知足常乐”的心态平衡，强烈的民族自尊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总理还为我们落伍的拍摄设备补漏子，急中生智找到“土法击灯”的办法，避免了一次拍摄“洋相”。
　　那次是拍摄外宾和总理步入大厅，摄影记者边拍边退，抢拍宾主的正面镜头，冷不丁手里的闪光灯不亮了。低头看看背着的充电箱，电表指示着有电。记者顿时急出一头汗，充电箱一人只背一个，还不像照相机，这个没胶卷了再用另一个备用机。总理在一边看到了，他不动声色地走到这个记者身边，作了一个拍打动作。轻声说：“唉，你快拍拍充电箱。”
　　记者一听，赶紧朝着屁股上的充电箱使劲拍打了几下。再一按快门，闪光灯还真的亮了，记者乐得手舞足蹈，飞快地跟上前去继续拍摄。

　　以后谁遇到闪光灯不亮，就拍打充电箱，一拍准灵。竟成了中南海摄影记者的一门绝活。甚至向别人传授时，还喜形于色地告诉说：这是总理教的。
　　可这“绝活”是在没有国际先进技术参照情况下的“绝活”，而现在，顿时黯然失色，愧不堪言，成为落后的象征。
　　10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会谈中就遇到了这个难堪的话题。
　　交谈不久，澳大利亚总理用手指指旁边端着照相机的记者，说：“这次访问中国，我们的记者在贵国拍了许多很好的片子，每天我们都派人去香港冲洗胶卷，传真发回国内，叫我们国家人民也早日了解中国。”
　　周总理听到这，有些纳闷地问：“为什么照片不从中国传回国内？”
　　“北京不能冲洗彩色胶卷啊。”澳大利亚总理回答。
　　周恩来若有所思。
　　“我们的摄影设备还很落后，需要三年才能赶上国际水平。”
　　我端着机子正好就在旁边，总理的话听得清清楚楚。脸上一阵火辣辣地烧，不由地斜了一眼手里的相机。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德国王牌老相机，这时显得愈加陈旧。机子里装的32度“伊斯曼”电影胶片更叫人头痛。它虽说也是彩色的，但和彩色照相胶卷冲洗完全是两种技术处理，两种药水配方。中国图片社目前尚未有100度以上彩色胶卷的冲洗条件，所以他们的彩色胶卷只能送到香港冲洗。
　　刻骨铭心的落伍，令人难堪的设备……噬咬我的心。
　　总理将头扭向我，“老杜，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冲洗吗？”
　　“是的，总理。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设备暂时跟不上。但我们可以搞。”
　　总理向澳大利亚总理介绍说：“他是新华社的，这方面他懂。”接着又紧问了我一句：“几年能赶上先进国家？”
　　我想了想，因为我刚才没记清总理讲的是需要三年，挺有把握地回答：“我想需要两年。一方面引进一些设备，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再搞一些研制。把我们的图片社建设好，实现自动冲洗彩色胶卷。惠特拉姆总理阁下，您下次来北京，彩色胶卷就不需要再拿到香港冲洗了。”
　　周总理扬起头，对我笑着说：“我讲是三年，你讲两年，提前了一年。可要按计划完成哟!”
　　我充满自信。外国人能搞我们也能搞!
　　翻译将我们的对话翻给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总理听了，连连说：“中国人有能力，很快会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这一点，我不怀疑!”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握住惠特拉姆的手说：“借贵国访问的东风，对我们的摄影也是促进啊!”
　　外宾离开中国后，总理并没有忘记和澳大利亚总理的一席话，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彩扩中心。他指示新华社，投入人力、财力，将中国图片社建设成具有一流先进水平的照片制作基地。虽然，当时外汇很紧张，就连我们也常常因没外汇购买进口彩色胶卷而苦恼。但是，两年间图片社得到总理的亲切关心和支持，艰苦创业，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实现了彩色胶卷冲洗彩扩的自动化。
　　我们没有食言，两年后惠特拉姆再来中国，他们的彩色胶卷不需要再作“空中旅行”送到香港，在北京就能冲洗彩扩。
　　刻骨铭心的落伍感带来了激动人心、奋发向上的爆发力。
　　中国图片社能有今天的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这里包含了周总理和许多热爱中国摄影事业人们的心血。
　　第二节 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
　　毛泽东走进垂暮岁月，他苍老多病的形象被红墙阻隔了。他仍神采奕奕地站在亿万人民心中，而我们却站在一位食五谷度岁月的老人身旁。
　　毛泽东不喜欢面对摄影镜头，由来已久。
　　我在延安，就听说过毛主席不肯拍摄文献资料片的趣事。说是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往摄影机前一站，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刻板生硬起来。最后文献片也只好善罢甘休，没拍成。

nofer

　　一晃30年过去了，毛泽东早已从黄土穷山沟走进几朝为都的紫禁城，他的光辉形象不知上了多少次银幕，上了多少张照片，还能不喜欢面对摄影机镜头吗？然而，1970年我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才发现他仍然不喜欢面对摄影机镜头，这种延安“遗风”并没有因为环境变化而变化，相反越是年老越是固执地讨厌闪光灯。但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又不能完全拒绝摄影机镜头。
　　怎样才能不让主席因闪光灯照射刺激而损害健康又能正常宣传报道领袖的形象？这让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颇费心思。
　　1970年时，主席的身体还好，虽然不喜欢黑森森的镜头瞄着他，并且只允许我们还有电影、电视各进一个记者，但在他书房里拍摄，一般随会谈结束而结束，不受时间限制。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我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重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毛泽东老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我们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我们拍摄人员的心海上空。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我们镜头里的毛泽东和人民心目中的毛泽东，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我们站在苍老多病的毛泽东身旁，神采奕奕的毛泽东站在人民的心上。
　　为了弥补这种反差，我们几乎施展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刹那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我们的心更加沉重。
　　我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他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我们能理解。
　　我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那时还不叫“四人帮”的“四人帮”的指责。
　　每次开启快门后，留在胶卷上的形象让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样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拍摄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片子都要经过中央领导人审看。一般是总理先看，看后就送到钓鱼台给住在那儿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看。
　　几乎每一次审片我们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江青绝没有我们记者去得多，我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他的形象我们心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我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的，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呛：“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的。”

　　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我们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
　　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么写道：“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我们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有苦难言。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我觉得我都快患忧郁恐惧症了。一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我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nofer

　　我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这是他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我们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映。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我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一脸苦涩的我，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可我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映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我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我们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气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我认了！
　　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第三节 只给我们三分钟
　　1973年春，周恩来指示我们拍摄毛泽东必须限制在三分钟以内。为了主席的眼睛，我们别无选择。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
　　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我们协作组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不用说我心里也清楚，这规定一定是限制性的，不会是放宽性的。
　　春季，是外交活动的“大忙季节”。我们协作组的记者这时就住进钓鱼台4号楼，整装待命，外宾一茬接着一茬飞往北京，我们有时一呆就是一个月，还回不去家。
　　从19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不能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可是毛泽东的身体常常处在病态生物钟的控制下，会见客人的时间只能是临时通知。因此，我们住进4号楼，就一步也不敢挪位。
　　这天下午，我们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 革”以后，总理规定我们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我当时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我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流水作业似的，我边拍边叫人不停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我等了一会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想想来宾馆都三天了，竟还没捞到冲个澡。我也抓紧时间来个见缝插针，没料这“针”插错了“缝”。我刚刚脱了衣服坐进浴缸里，房间里的电话铃早不响晚不响，这时发出揪心的震荡声。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
　　我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两部机子，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听清楚，刚才是总理的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我们去大会堂。我一看表才7点多钟，来得及，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我以为总理叫我们去是要审看我们拍摄的片子，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我们，总理在东大厅，这时二楼宴会厅的宴会快要开始了，总理见我们到了，看了看表，作了个手势叫我们坐。
　　我借着灯光观察总理的神情，叫我们来不是为审片吗？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跟了总理这么多年，他有心思的神态我看得出来!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我们点点头。
　　我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我：“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nofer

　　三分钟？!我们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我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里了。
　　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如此。
　　我们跟在总理身后去宴会厅时，只觉得地毯上朵朵彩云，像把我托浮了起来，神志恍惚：三分钟，三分钟啊，转眼即逝的180秒，搅得我心都乱了。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我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我们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清月，凛凛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我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三分钟”。我走下车，在幽暗的夜里点燃一枝烟，静一静气，努力不去想“三分钟”。
　　我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粘乎，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我们赶快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三分钟，这不是放慢镜头吗？”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嚷嚷的，我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先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点了，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呀!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我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操的心最多，几乎每一个治疗方案他都要亲自过目、商定。他今天叫我们去，只给我们三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啊!
　　第一次我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我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我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主席站起来送客人，我们再拍一分钟。
　　许久，木然的手臂缓不过劲来。一张张1/15秒的瞬间都是靠手托机身拍出来的。有什么办法？机子里的电影胶片只有32度的感光度，快门一快，照片就全灰了，只能是慢速度大光圈，照片的画面才有可能清晰。
　　开始，我们不太掌握毛泽东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泽东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依在沙发上，照出的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泽东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我们便摸到了最佳分配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我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我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我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我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叫我吃不准意思的“视情况”三个字。
　　我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我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可我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我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我们更为难啊！

nofer

　　我们几人只好轮着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我们一等客人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告别的场景。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我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第四节 姚文元叫我写检查
　　1973年，江青提议在毛泽东书房安装摄影固定灯，解决了摄影灯刺眼的问题。我们第一次使用固定灯，就开错了两组灯。
　　1973年2月，基辛格又一次飞过太平洋，来到中国。
　　也不知是老友相逢还是病情好转？毛泽东这次和基辛格会谈，精神出乎意外地好。审片时，江青也出乎意外地叫好。看得出来，江青当时的高兴情绪是由衷地表露。
　　“这个镜头拍得好，带劲。主席谈话时津津有味，人民看见会多高兴!”江青倚在高背沙发上，嗓音吊得很高。
　　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活动的地方。她的放映厅也在这幢楼里。放映厅不大，很舒适。每次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总理放片后再赶到江青的放映厅，我就有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总理没有自己的放映厅。不是不能配备，而是他从不肯要。所以他在哪儿工作或活动，我们就要将放映机和卷帘幕布带到哪儿，等他利用空隙时间审片。
　　“主席的眼睛怎么啦？刚睡醒？”一直叫好的江青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意想不到的话。我们赶紧倒片重看这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画面，果真毛泽东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眯眼表情。
　　“可能是怕灯光。”我回答说。
　　江青朝后一靠，一手托住腮，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直到片子结束，她没有再说话。
　　我和江青平时接触较多，知道她性格的特点，喜怒无常患得患失的。说好听点，搞文艺出身的性格特点。说不好听，这性格让人觉得神经兮兮的。

　　嘴碎爱唠叨是女人的天性。
　　我们不怕江青话多，倒怕她阴沉不说话。沉默之后，往往是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风骤雨”。趁她还没发作，我们最好快点离开她的放映厅。这几年我已基本学会和江青近距离打交道的“艺术”，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敬而远之”。
　　江青不等我们出门先开了口。“你们等一下子走。我们谈谈主席眼睛预防问题……主席看书多，光强了，他的眼睛受不了啊！”
　　我们疑疑惑惑，江青这番话和这种带感情的语调，不敢太信又不敢不信。默默地听她往下说。
　　过一会儿，她叹息一声，叹得我们心里除了疑惑还有点感动。不由地触动了我日渐沉重的担忧和焦虑，就对她说：“是的，主席上次会见黎德寿后讲‘我最怕这个灯’。我们听了都很着急，可是拍摄时又不能不打摄影灯，也不知想什么办法好。”
　　江青望望我们，站起身，像演讲那样，慷慨激昂的语气里带着大弧度的手势。“可不可以在主席的书房里安固定灯，安在高处。主席座位后面安侧光灯，作为主灯。把开关安在书房外面，这样不会惊动主席。光不直射眼睛，效果也能出来。这既是替主席着想也是替你们拍摄着想。和办公厅主任说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心里一亮，这是一条路子。以前我们协作组也开过会想到过这个办法，但技术上没有把握，加上考虑不成熟，没有向上提出来。这次不妨借助江青的积极性把主席那里的光线可以说是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好。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江青高兴了，她喜欢有人响应她的建议。“我替你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你们创造这个条件。两边暗的地方都可以达到，你们能做得到吗？”
　　她说的两边暗是指主席书房里两侧光线很暗，固定灯可以照到。你们能做到吗？估计是指我们摄影灯不及固定灯照耀范围广。
　　“这事你们要报告总理，也要给主席打个招呼。”江青愈谈愈兴奋，“光太强了，受不了，很刺眼。我有个小工作间，里面装了几个灯，光从上面打下来，高1.5米，前面补助一点，弱一点，有立体感。这样不刺眼，你们拍彩色的光还可以再强一些。”

nofer

第80节：毛泽东真的老了(6)


　　的确，江青摄影还在行。她拍照片特别爱在光上作文章。我还不知道她已在自己的工作间里安了固定灯，想去看看，就问：“能带我去您的工作间看看吗？”


　　她愣一下，这个要求可能有一点突兀。但是她很快就同意了。“可以去看看，你们几个除老杜认识，都面熟，就叫不上名。老杜，你把他们的名字写给我。”


　　她披上呢大衣往外走，我们也在门厅处取了外衣，跟着江青走出放映厅。我和拍电影的老牟一同去江青的工作间看灯光。走上楼，江青大书房旁边一间就是安灯的工作间，江青常在这间屋里搞摄影。据说1971年林彪那张学《毛泽东选集》的照片也是在这间摄影工作室里拍摄的。


　　一进门，江青指着临窗的办公桌对我说：“老杜，你坐到我的椅子上。”


　　我稀里糊涂坐到她那张柔软的椅子上，她自己转身去开灯。霎时，房子里像照相馆的拍摄间一片通亮，她一边叫老牟看灯光效果，一边来回推动可以移动的落地灯，晃得我目眩眼花的。我从没见过江青这般殷勤，心里有点惶惶然，连忙起身想离开不该我坐的椅子。江青却叫住我，“老杜，你看，这灯光刺不刺眼？”我看不清站在暗处的江青脸上是个什么表情，但听得出她是很得意的。


　　这时我才镇静下来，仔细地体验灯光的感觉，是不错，和摄影灯相比，这光要柔和得多。


　　江青听我说灯光不刺眼，格外高兴，不住地比比划划介绍固定灯种种不可比拟的优秀效果，什么侧光，什么轮廓光，什么层次、立体的，絮絮叨叨说了好一会。


　　最后我们出门时，她又对我们说：“主席那里位子是固定的，你们把灯光也固定了，就好照了。你们好好设计一下，打个报告来。这不是件难事嘛!”


　　我们都走出了好几步，她又在我们身后叮咛一句：“为了保险，灯前面要安个纱罩。”


　　趁热打铁。我们回去就搞了一个在主席书房安装固定灯的报告。报告最后又附了一张安装灯位的平面图。第二天就送给江青，趁她还在兴头上，抓紧把灯安起来。


　　江青当天就在我们送去的报告上用铅笔密密地写道：“东兴同志，如主席不反对，则应先在别处安装试拍，力求安全，要测量座位准确。试好后，再设法安装到主席处，不要临时办，容易出毛病。”


　　过了两天这份报告回到我手里时，上面已签满了字。我奇怪地发现，江青用黑铅笔(其他人的批示均是钢笔和红笔)在报告中“主席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波浪线，我琢磨了半天也没领会出个意思。


　　1973年3月，固定灯正式安装在毛泽东书房里。


　　神情忧郁的毛泽东陷在沙发里，只是抬头看了看高处几个陌生并不起眼的灯座。目光没有闪过惊讶，也没有过多的停留。很快就将视线投在用放大镜扩大出来的字体上。


　　固定灯安装好后，第一次使用在4月，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


　　那天，我们拍摄人员在4号楼待命，警卫局来电话，说是主席今天会见客人。外宾已去长城。我们略略地放松了紧张的情绪，但是不敢离开房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说怕万一，万一还真来了。两小时前外宾去了长城，两小时后毛泽东突然要见客。警卫局一边通知我们，一边电话追长城的外宾。我们管不了长城那头，这头可不能有一丝差错。我又将固定灯试拍的程序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以防还有什么细节被遗漏。


　　有了固定灯，我们手里轻松许多，至少省去一大团拖拖拉拉的电线和几个怕碰怕摔的摄影灯。半小时，我们就到了“海里”。


　　外宾还没从长城赶回来。那个已由游泳池变成大厅的休息室里空空荡荡放着沙发，这里专门是为司机、警卫、随从准备的休息场所。


　　第一次使用固定灯，尽管已经试拍过，效果还不错，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又去试了试开关，这开关安在书房外间，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又看不见里面。似乎不科学？这个感觉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但我没有意识到会出什么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