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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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走近“文 革”中的毛泽东
　　西花厅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当时全国数以万计的“文 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初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第一节 周恩来急电召我返京
　　1969年，我的伙伴们突然壮烈牺牲，我虽幸存而归却心碎万片。重回西花厅，邓大姐情深意长地对我说：“你是我们‘文 革’以来，在后厅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我的人生悲剧像破折号，画到新疆伊犁和前苏联接壤的边疆小镇——铁列克提。
　　当我看到满目是旖旎景色时，我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造反派们如此大方，将一个特务、间谍放在一抬脚就能出国的国界线上，真算得上能和历史诸多名将大家流放相媲美的宽大政策。来到这里的几位记者几乎十分相似地走过那段“打倒在地”的痛苦历程，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来了!
　　轻松、调侃、欢笑又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骑马、打猎、野炊、钓鱼……这是红墙里所不能想像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似平静的流水。国界线也似乎平静地在脚边延伸。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忘记身旁是一条用历史血脉和泪迹编织的国界线。
　　草原之夜如此宁静。我又开始了日渐沉重的思念，久久不能合上眼睛。白日里的野趣陡然失去初来的诱人气息。心老是在遥远的中南海里倘佯来倘佯去的……冥冥之中我看见了无数熟悉的脸庞。“总理不会忘记我，他一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我的直觉总是固执地从脑海深处发出呐喊。
　　我没猜错!我从机场被揪走，在总理身边消失后，他就一直没有专职摄影记者跟着，他多次向新华社的记者打听我的处境，听说我很顽固，拒不交代问题，解放不出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严肃的眼神里挤出无可奈何的焦灼。其实他心里为我的死心眼儿忧愁，他希望我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好早日回到他身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记者：老杜的问题搞清了吗？你们搜出窃听器了吗？没有？没有还扣着人家干什么，解放出来好叫人家早点工作嘛。他有拍摄经验，压着不用是浪费人才啊!当他听说因为我态度不好而得不到原谅时，就说：他就是这个脾气，耿直，说话冲，有点骄傲。但不能老是揪着不放，要给人家机会改正嘛!你们回社里转告我的意见。
　　这时我已到国界线上。
　　1969年底，热闹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上相对平稳的持续阶段。
　　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我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

　　这时秘书将我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
　　加急电报!我真不敢相信，看了又看，千真万确。叫我立即动身回北京。一定是有出访任务。我暗暗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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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匆匆告别了伙伴们，以为或许还要回来的，也没什么惜别的话语，只是粗粗拉拉地和大家握了握手，相约再见时要带“牡丹”牌香烟。
　　命运是无法猜度的谜。
　　我活着走出大草原，可他们死了，永远长眠在大草原。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朦胧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铁列克提。以为是在做梦，猛然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我已无法抑制因悲痛而来自心灵的颤悸。
　　他们死了？!
　　就在我离去的第二天。我的伙伴们骑上了死亡的马背，又去常去的湖边打猎……突然苏联的坦克在他们周围出现了，子弹穿过他们毫无防备的后背……
　　列车的广播里正在播放中国政府的抗议书。

　　可怜的伙伴们，还有那个和我一同到新疆的年轻人，就这样生不明死不白地埋葬在那遥远、宁静却散发血腥味、火药味的国界线上。
　　壮士一去不复返!我这个复返的幸存者，只有悲痛和仇恨。
　　回到北京，我看到更大的不幸在高层政治中温文尔雅、有条不紊地实施：老帅们卷起铺盖天南地北地“流放”(有个响亮的叫法——疏散)；部长们下放牛棚猪棚(叫法更动人：“五七干校”)……我个人的命运在这么悲惨的大背景下又能算得什么呢？
　　回家的喜悦被从天而降的噩耗夺走了。跨进久别的家竟挤不出一点儿笑容。我很愧疚，望着家人惊喜而又怨恨的表情，说：“我很累，很累。”
　　家，心灵的避风港。在这平静的港湾里，我悄悄地抚平了流血的伤口，就去西花厅向总理报到。
　　走进中南海，就遇到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西花厅已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全国数以万计的“文 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出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西花厅”改“向阳厅”，这只是那个奇异年代的奇异缩影。
　　我走进中南海，景物依旧，犹如昨天才离去。进了西花厅的后院，心开始“怦怦”地跳，这里是多么熟悉啊!总理的秘书看见我……“哦”地一声吆喝，就扭在一起了，那高兴的莽劲就别提啦!恨不得将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这可是整整憋了三年啊。我们谈了一会儿，秘书就到总理的办公室通报我的消息。我独自走进后院的小客厅，环顾四周，心里酸甜苦辣，悲喜交集……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就像人长时间的委屈后一下子有了依靠。鼻尖老是酸酸的……
　　一会儿，我听见鞋底敲打地面的熟悉脚步声，我的心越发跳得“突突”的，我迎到门口。
　　“老杜——”
　　“总理……”我声音有点哽咽。
　　总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点没变!这略高抬起也略有僵硬的握姿，我是那么的熟悉!一下子穿透时间的屏障，接通了过去岁月的亲切感受。
　　邓大姐正笑眯眯站在一旁。
　　我们坐下后，总理和邓大姐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他们笑了，我也笑了……塞外的劲风和日光辐射将我改造成草原汉子的样子——黝黑、粗犷、健壮。
　　邓大姐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老杜啊，你是我们‘文 革’以来在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好一会儿没回过神来。
　　我茫然地望望总理，总理朝我点点头。一股热血从心头滚过……我只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却这样厚待我……鼻尖愈加地酸涩，喉嗓里像哽着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连亲戚都没在这见过……你不信？问问他们。”邓大姐见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我不相信，就指指秘书对我说。
　　“邓……邓大姐，我怎么……怎么不信呢？”
　　倘若我不是个汉子，倘若总理不在跟前，又倘若……或许会洒下男子汉苦涩且又浑浊的泪水。
　　周总理又询问了我的近况，当他听说我大难不死，幸存下来时，脸色立即严肃起来，半晌无声……客厅里的空气沉重地使人嗅出草原上经久不散的血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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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浓眉炯目注视我，问：“就是上个星期外交部向苏联提出抗议、苏联在我国边境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发生的那件事吗？”
　　“就是那件事。”
　　“几个记者都……殉难了？”
　　“是的。”我仿佛看见天苍苍野茫茫交融之处，隆起的几座坟包。
　　总理深重地吐出一口气。将头扭向门外，看着院子里的海棠树。
　　这时我蓦然发现总理苍老多了，消瘦了，脸上烙着深深的皱褶和褐色的老年斑……记载了他沧桑世事的岁月，也记载了他艰难处境的跋涉。我一阵心酸，这几年总理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充满热情充满爱心的伟人，可有谁知道总理的凡人内心是怎样走过漫长的苦难历程的？
　　我不该讲个人的不幸，全民族都遭受着巨大的不幸!
　　“总理，这几年您可好吗？”
　　“好，挺好啊!”总理爽朗一笑。
　　“就是太忙，睡眠太少了。”邓大姐插了一句。
　　“总理，这次去朝鲜，时间定了吗？”

　　总理沉思了一下。“还没有。出访的时机一要成熟，二要适宜。这几年去的国家少了，各国变化都很大，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我们先要搞些调查研究，摸摸情况。你也熟悉熟悉工作，等通知。我有活动就叫秘书通知你。”
　　不知邓大姐什么时候出去的，这时见她和秘书端了盘红艳艳的西瓜走了进来。
　　“来来……老杜，吃西瓜，大家几年不见了，来来，都一块吃。”邓大姐热情地张罗着。
　　客厅中间有张方桌，邓大姐把西瓜摆在上面，招呼我过去。我看看总理，总理两手一拍沙发扶手，一撑，也站了起来，笑道：“大姐有心请你，你还愣着？你这时不吃一会儿想吃也没有了。嗳，你看这瓜多好!”
　　我跟着总理来到桌前，和邓大姐、秘书，我们四人正好一人一块。
　　一口甜蜜的瓜汁一直流进心坎里。
　　出来时，邓大姐又把我从后厅一直送到了前厅的门口。她对我说：“要好好学习毛选，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以后可以交流学习体会，看谁学得多学得深!”
　　第二节 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
　　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我们交谈，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我接到通知：即日起，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我不知怎地愣怔在窗前。
　　窗外，冰天雪地的景色。10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担任了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我和冬季有着某种机缘？
　　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
　　话到临了，我忍不住问道：“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办公厅的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也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

　　毛泽东在我的记忆里是很亲切的，我曾为他拍摄过照片。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重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牛头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儿责备。因为我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脑海中的毛泽东有时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很沉默、忧郁，神秘……
　　西伯利亚的寒流又一次袭击了北京城。
　　这时我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在自己的住处接见外宾，叫我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到主席的书房，我赶紧叫了社里的车去“游泳池”。
　　毛泽东的住宅是很普通的平房，面积也不大，却有个十分响亮也十分奇怪的名字“游泳池”，好像毛主席整天都在游泳池游泳似的。其实主席因身体缘故，早不在住宅旁的游泳池里游泳了，后来干脆不放水，给池子上盖上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厅。可红墙内外的人改不了口，仍管毛主席住的地方叫“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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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10年的住处。
　　毛泽东的客厅也兼书房。我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我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子，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具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我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我竟没有一点儿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我一惊，是主席!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我们记者，他捧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也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我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我：“主席常夸你!”
　　“夸我？”我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知道我拍照片是好是坏？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我想可能主席常看见我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我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我心里很高兴。能得到主席的夸奖是极大的荣誉。但我心里明白，在中南海工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要有一种尺度，也就是要符合中南海的行为规范——波澜不惊的沉稳，忠心耿耿的服从。如果具体说是怎样举手抬足，那倒是说不清。只是自己心里感觉着把握着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尺度。
　　记得以前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央新闻组的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我们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我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我们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我们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我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我暗暗猜测，猜来猜去，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我又不能擅自作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在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转侧身子。我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儿“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我们一见主席轻松的表情，也轻轻松了口气。
　　这时有几位年轻的服务员你拉我搡的，红着脸磨蹭到毛泽东跟前，想和主席合影。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主席就是不喜欢照相，她们偏偏要和主席照相，不碰一鼻子灰才怪!结果令人不敢相信，主席竟然乐呵呵地答应了，我镜头里的毛泽东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正面而且笑容满面对着镜头，非常有耐心地和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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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以后我就注意避开在他的正面拍摄，以免引起他反感。
　　今天主席的正面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看见他老人家的正面像，心里就想起他不愿意正面对着镜头的一幕。
　　过了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
　　外宾没有进客厅里面，我没敢先给主席拍。
　　我以前就听说他最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一律拦在门外。我们在他跟前拉扯手灯电线时，我看见他耷拉着的目光跟着电线跟出好远，似乎很担忧地逐一望了我们三人一眼，我以为他要讲什么的，结果，他什么也没讲，又将目光投进手里书中。
　　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我立即紧张地立在客厅的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
　　外宾由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我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我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我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他充满了自信。
　　“咔嚓”——快门情不自禁地闪动。
　　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我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我们拍摄时就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
　　我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
　　我激动得走上前和主席握手，毛主席笑眯眯地问：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陕西米脂。”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枝雪茄烟递给我。这简直不可思议!连我会吸烟主席都知道。我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嗳!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么？”
　　我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
　　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枝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噢!”
　　我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
　　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儿。
　　我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英雄。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主席的一番话勾起我对遥远却已模糊的故乡的怀念。
　　“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我开玩笑说了起来。
　　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我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把每个细节都勾画了出来。我看见，他一个口袋盖掖在口袋里，另一个盖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地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粗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特点丝毫不减。
　　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
　　我捏了捏雪茄烟，放在鼻下一嗅，带劲!我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枝雪茄烟我珍藏至今。事隔20年后的今天，也许在有些人的眼里，我的举动似乎很可笑。然而，我从不为我曾有过的顶礼膜拜似的感情或是举动而难为情!毕竟我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我的崇拜我的爱戴我的敬仰都是实实在在的感情。
　　我不想也没必要把这段历史从自己足迹里抹掉，相反，我更加地珍惜这种真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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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庐山事变后的博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却被他的“龙门”之水冲进了屈辱的地狱。可是，不明真相的人们举着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干瘪瘦弱的林彪画像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第一节 陈毅不同意林彪的“天才论”，成众矢之的
　　1970年8月底，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闭幕时，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虽然庐山是一座众所周知的“政治名山”，我却是第一次来到此山。
　　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23日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
　　在上山前，我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西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我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我们工作人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这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我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我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我们随总理回到北京，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我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猜对了。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的那双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
　　周恩来简略地问了问斯诺的访问计划后，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并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缓和，是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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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微妙。
　　事实也是如此，世界历史在本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天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了。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周恩来注意尼克松的一举一动，就看尼克松说话算不算数了。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我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我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我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我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我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我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我拍完台下的场景，突然看见陈老总坐在离我不远的前排，我惊喜万分，叫道：老总，久违了!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真想和他好好唠唠，许久没有听见他爽朗的笑声和诙谐的川腔了。
　　1969年底，我从新疆回到北京，就去中南海他家里看他，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说，老总一家疏散了。疏散？后来一问，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差不多都疏散了：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几次想去石家庄看望他，可红墙里的拍摄不停地加码，不久又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拍摄，更是一步也走不出红墙了。没想到在庐山看见了时常挂念的陈老总。
　　可相见正逢有拍摄任务，不敢停留，和老总一句话也没说上就匆匆走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可怜地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一直到会议快结束，这紧张的气氛丝毫没有缓解。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跑到台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咔嚓……咔嚓”飞快地照了几张，我知道这照片就是冲洗出来也无法用，可不拍摄又不行。
　　我又看见了陈老总，他仍坐在会场的西面，拼命吸手里的烟。他的日子更为艰难!
　　大会期间，疏散各地的老同志参加所在地区的分片小组讨论。
　　陈毅分在华北组。
　　会议被林彪、陈伯达还加上黄、吴、叶、李、邱搞得一团糟。不明白真相的委员们，以为冠以“天才”是歌颂毛泽东思想。陈毅却不以为然，他不同意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一针见血指出“天才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性。
　　陈老总的反道行为立即遭到林彪亲信的攻击，使得因“发配”石家庄而不知中央内幕的陈老总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不同意“天才论”就是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难道“天才”和国家主席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陈老总懵了，哑了，陷入深深的迷茫困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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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我提着机子转悠到华北组的会议室里。一进门就觉得里面的气氛压抑!怎么个个脸阴沉沉的，发言的人也不像其他组慷慨激昂、眉飞色舞的，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
　　我的目光朝陈老总看去，他的注意力在手上的一份材料里，脸上浮动着一种叫人陌生至少叫我陌生的沉闷情绪，以前他可不是有这种情绪的人啊!我想了许多，惟独没有想到老总被推到“众矢之的”的艰难境地，先受林彪及同伙的非难，后成张春桥攻击的目标。
　　我拍了几张照片，就准备离开这间充满不愉快空气的房子。
　　“咔嗒、咔嗒……咔嗒”耳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咔嗒、咔嗒……”打火机的声音一下一下固执地响着，这是谁的打火机？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陈老总的。他嘴上叼着烟，苦着眉，望着手里的打火机。我一看打火机那笨拙样子就知道是国产货，用汽油的。老总又使劲地猛甩了几下，“咔嗒、咔嗒……”任凭拇指捻动搓轮，只见火星，不见火苗。老总气急了，“砰”地将打火机摔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抹下嘴角的烟。虽然他嘴上什么也没说，可我清楚地听见他心里重重地骂了一句：龟儿子打火机！
　　我掏出火柴，大步走到老总的沙发后面，“嚓”地划着了火柴，递到老总的侧面。老总一惊，猛地调过头，见是我，顿时眼窝里荡出愉悦的波纹。他笑眯眯地拢起手围住火，将香烟投进火苗里。“哈——”他舒坦地放出一口浓烟，我干脆将火柴塞进他的大手里。他惬意地朝我挤了挤眼睛。仿佛说：好安逸哟！
　　我一阵心酸……不敢再和他对视，转身快步走出会议室。
　　陈老总那股子倔强、固执、乐观的劲头都收进了我的眼晴里。
　　他没有变，一点儿没变!
　　天渐渐暗了，庐山的群峰隐进了神秘的夜空里。
　　明亮的灯光和闪烁的星光搂抱在一起，飘渺的云影和黝黑的山峦也搂抱在一起，组合成美妙如仙境的夜晚。
　　第二节 陈毅患癌症
　　这是悲哀啊，极大的人类悲哀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我在宾馆里，将当天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后，又选出要发稿的照片，这时夜已很深了。我望着窗外朦朦胧胧已开始涌动的云雾，仿佛又看见老总沉闷愁苦的眼光和一闪即逝的愉悦……最后我决定去看他，立即就去!
　　陈毅住的地方离我们工作人员住的不远，老帅住区大多是两层小楼。我找到他的秘书，秘书和我是老朋友，也多年不见了。他高兴地带我去陈老总住的小楼，推开虚掩的厅门，秘书丢下我就“咚咚”地往楼上跑，向陈老总通报我这个不速之客。

　　老总在二楼的客厅里。
　　我还没进门，就听见他苍老却又快活的四川腔：“叫他上来，快叫他上来呀!”可待见到我时又叫道：“老杜，你好大胆子，敢来看我啊？”
　　我哈哈地笑了起来……真有意思!刚才还叫我快进来，这会又说我胆子大敢看他？
　　“老杜，我是啥子人物，中央点了名的人哟!”
　　他这是指“二月逆流”事件。我知道。这有什么，我才无所谓呢!
　　“我有什么不敢？我也被打倒了，倒了好几年呢？”
　　“噢……你也倒了？那怎么解放出来的？”
　　“总理把我解放出来的。去年，总理要我随他出访朝鲜，才把我从新疆调回中南海，不然晚几天，我连命都丢在新疆了。别说胆大敢来看您，那时就是想胆大胆也没了。”
　　“哈哈……你好福气呀!有个好后台。哈哈……”
　　这震耳的笑声真让人浑身舒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老杜啊，以后不要来看我，这样对你不好啊。这次见到熟人我都不敢和他们打招呼，怕有影响嘛!”说着他取了一包烟往我跟前一丢，“抽烟，还这么大瘾么？”
　　“戒不掉了，也不想戒。”
　　我叹了气。落难的陈老总这时已是举步艰难，时时要躲明枪防暗箭的，可是心里还想着别人，替别人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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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开始沉闷。
　　我换了一个话题：“老总，你看上去身体还可以嘛。我年轻吸烟多没问题，你可要节制吸烟哟，烟可以提神、解闷，听说也致癌啊。”
　　（不幸被我言中。老总回到石家庄就发现了肠癌，而且是晚期。）
　　“还凑合吧。人老了，就有个别零件磨损了，有时运转不灵，不是这卡着就是那生锈。我想我大病不会有的，心脏就没病，这是主要部件。”已和死亡之神握手的陈老总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要保重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挺忧虑的。
　　“来，再抽一枝。”这时老总掏出白天打不燃的打火机，他没用拇指去捻轮子，而是搁在手心里颠过来颠过去地看。“唉!这龟儿子打火机，用了没几天就打不出火来了，打出人一肚子气!”
　　我用火柴给老总和自己点燃了烟。说：“老总，咱们自己国产的打火机就是比不上外国生产的。老外生产的一种新型打火机，好像是……叫气体打火机。比咱这个好使唤多了。”
　　“是啊，我也早就听说了，硬是搞不到。又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哎，老杜，你有没有办法搞一个？怎么样？帮我搞一个。”
　　陈老总朝我跟前凑凑，略带神秘地作了个拇指按打火机的动作。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有谁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外交部部长会为一只气体打火机而苦恼。
　　这个世界已颠倒得叫人欲哭无泪，欲说无语!
　　我哽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南海常有特制的烟和火柴供应，加上常要出国，能买到一些国外的优质产品，这些生活琐事从不会让元帅自己操心的。而现在陈老总竟和我们一样，生活变得这样现实这样普通也这样烦恼。
　　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幽默乐观地对待自己坎坷的人生。他一边嘲弄手里的打火机，又一边爱不释手地摩挲它。
　　我深深地感动，也由衷地敬佩，便一口答应了他。因为我以前曾从熟人手里抢过一个气体的，没几天又被另一个熟人抢走了，就这么抢中抢似乎搞一个并不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为陈老总搞气体打火机竟是如此的难。
　　陈老总的眉头立即飞扬起来，好像手里已拥有了朝思暮想的气体打火机。“那我可要好好地谢你哦!”
　　我看看时间已过了午夜，就赶忙告辞。
　　陈老总一直将我送到楼下，出了门，他宽大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重重地甩了一下。我心里顿时滚过酸涩的热浪，眼眶也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地揣度陈老总刚才一席话的弦外之音，心里想，莫非他……真的被甩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吗？
　　山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抬头望天，天色似墨，幽静的山道显得朦胧虚拟，哗哗作响的溪水声更加欢腾，富有诗意。到住地天色似乎透出幽蓝，隐约勾出兀立的山崖和浑厚的山脊。浮云凝在山腰，像拴在山腰上的带子……我好像听见大山的叹息和云带的笑语。
　　后来几天，我知道了老总的处境不妙，开始为他捏着把汗。陈老总性子直而锐，他能承受吗？
　　陈毅镇静自若，沉默不语。
　　这是悲哀啊，极大的人类悲哀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陈老总就在艰难地吞咽。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就餐的餐厅是个两层楼，上面是部分领导人就餐，下面一层是我们工作人员就餐的地方。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我和陈毅的秘书，徐向前的秘书，还有蔡畅的秘书在一个桌上吃饭。谈笑间，陈老总背着手走到我们桌前，像是巡视，目光扫过桌上的每一份菜。我们连忙招呼他坐下一起吃。他大手一抹嘴，“我吃过了。哟，你们的菜和我们吃的一样嘛!嗯，就少了酒。”说完他看看我，问我还喝酒吗。我回答：“喝!”没想老总转身就往楼上走，“我去拿一瓶给你们喝。”
　　这怎么能劳驾老总亲自去拿酒!我忙想制止，老总已上了楼。我只好不安地等老总拿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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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总就记得你会喝酒，还逞能，代总理喝酒，结果喝得东倒西歪。现在还这么穷喝？等会儿酒来了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秘书们知我的底细，取笑地揭我的短。
　　“什么呀，老总爱喝酒我是陪他喝的，待会儿没你们的份儿，我和老总喝!”
　　“老总现在不能喝了，消化不好，一喝酒就闹肚子痛。”陈毅的秘书接我话。
　　“哦——？”我不相信，陈老总的酒量可大了，不喝酒他不难过？
　　“砰”地手榴弹似的酒瓶立在我们的面前。哟，我们顿时眼睛一亮，“四特酒”——江西的名酒呐。
　　“老杜你能喝，一斤八两不会醉的。”陈老总乐哈哈地望着我。
　　“老总你也来一杯。”我为他斟满一杯酒。
　　“我没有口福了，不能喝酒喽，一喝肚子就有意见。你们喝吧，喝吧。”
　　我遗憾地望望老总，只好作罢。
　　他站在我们旁边，一直看着我们斟满酒才满意地离去。
　　一会儿一瓶酒就叫我们几条喉咙“量”个底朝天。
　　陈老总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没有发现的绝症飞回石家庄。
　　我在庐山又停留了几天，拍了些风景照，回到北京已是9月中旬。一到北京我就开始四处打听谁要出国，忙得像个“克格勃”。线倒是抛出了好几条，拉回来的都是空钩，不是没带回来，就是带回来了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气得我够呛!
　　一次我听说一个熟人从国外回来了，赶到他家。一问，还真有一个气体打火机。可还没出他家的门，被他回家的爱人堵住了，非要我留下打火机才让我走，说是她早我一步已答应给别人了。
　　空欢喜一场，煞是扫兴!
　　再问熟人，什么时候能再带一个？不问还好，一问急得我差点没去跳楼。
　　我的名次排在第29位!
　　因是陈老总要的打火机，熟人答应把我的名次提前，早一点带一个给我。我这才稍稍地宽了心。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托人的事没个准，气体打火机仍无着落。我又一时没出国任务，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传来陈毅患癌症的消息，我更加焦急地盼望熟人能出乎意外地给我带一只精美的打火机，能让我送到老总的床头。可是我寄予重望的朋友还是没有回来……
　　第三节 林彪撕去了“无限忠于”的面纱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
　　以前我拍林彪镜头不多，大多是他穿元帅服的照片。可是我再次进中南海，林彪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却被他的“龙门”之水冲进了屈辱的地狱。可是，不明真相的人们举着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干瘪瘦弱的林彪画像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林彪干瘪瘦弱的躯体里藏着强悍的野心。在一次外事活动拍摄时，我无意看见他在毛泽东旁边摇动“红宝书”，外宾不知怎的先向他伸出了手，他眼睛里忽闪出一种惊喜得意的锋芒。尽管这锋芒倏亮即逝，立即卑谦地退到后面。但这一瞬间的感觉在我脑海里萦回了许久。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和林彪一直没有见面，我也没有接到拍摄他们会见外宾的任务。直到197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节日之一，每年这个节日，中央领导人都要上城楼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共和国的生日。
　　这天，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
　　城楼下的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周恩来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按惯例毛泽东如果要出席某一个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提前来到，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都要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要坐的椅子。
　　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