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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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蒙哥马利元帅和斯诺记者的中国行
　　蒙哥马利晚年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竟然发现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求得和平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影。
　　斯诺不愧有著名记者的运气，新中国成立后他每次来中国总是赶在节骨眼儿上。
　　1960年和1961年，退役后的蒙哥马利元帅带着对东方世界的种种疑虑两次来到他想像中很神秘的中国，做了两次全方位访问，和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两次中国之行，使他留下了许多趣话，中国也留给他许多难忘的印象，尤其是东方世界领袖们的性格、智慧和幽默。
　　他和领导人谈话完全是以蒙哥马利这种军人式的直率进行的。为了不致妨碍谈话的坦率程度，蒙哥马利提出要求，要与周恩来单独会谈。周恩来满足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在自己的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接待了这位在电影电视中总是歪戴顶紫色贝雷帽的陆军元帅。
　　“元帅阁下，欢迎你来到中国。”周恩来向蒙哥马利伸出友好的手。
　　蒙哥马利打量着这位被西方新闻界赞誉为“红色总理”、“红色外交家”的周恩来，感到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他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阁下，我在英国听我的老朋友艾登先生讲过关于你的不少故事。”
　　周恩来笑着说：“艾登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我是在日内瓦见到他的。”
　　周恩来称赞蒙哥马利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的确，作为一名军事领袖，蒙哥马利不仅仅是考虑仗怎么打，如何取胜，而且还追问战争的最终目的，为何而战。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度过了大半生的蒙哥马利，晚年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竟然发现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求得和平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影。他说：“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每次战后政治领袖们都说今后再不会爆发战争了，但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陷于纷乱之中。”他苦苦思索，希望寻找到一种结束这纷乱局面、使世界和睦相处的方法，并呼吁政治家们去实现。然而，蒙哥马利看到，在阴霾弥漫的政治海洋中，不能凭良知行事的西方世界政治领袖们似乎找不到一种解决办法。因此，他把眼光投向了东方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领袖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们对世界问题的看法。这就是蒙哥马利两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
　　1960年，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
　　他是在炎热的夏天降落在北京东郊的首都机场的。踏上阔别20多年的土地，别样亲切令他眼眶潮湿，几乎和回到久别的故里一样激动，有关部门将他安排在崇文门附近的新侨饭店。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他放下行装，便爬上饭店5层楼的阳台，去寻找他曾经很熟悉的东西。然而，眼前这座古城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三四十年代北平街上“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情景已荡然无存，涌入他眼帘的是整洁和安详。
　　8月29日深夜，斯诺房里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有关方面通知斯诺明天到首都的北面做一天的旅行。
　　斯诺没想到，邀他这次旅行的主人竟是周恩来。
　　1960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年头。3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危机。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正没日没夜地忙于如何制定和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政策，使国家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斯诺来中国近两个月了，周恩来只与他做过几次短暂的会面。斯诺提出的40多个问题，周恩来一直抽不出时间回答。
　　8月30日，难得稍有一点儿空闲。周恩来决意抽出一天时间，邀斯诺同游密云水库，一来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二来借此机会继续回答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让斯诺看看新中国的建设与变化，密云水库等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展览品。对于周恩来而言，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休息。
　　按约定的时间，斯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斯诺的老相识冀朝鼎博士早在站台上等候。他领斯诺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专列。这列专车挂着四节车厢，完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地上铺的是北京地毯。
　　斯诺被领到一节游览车厢，进了他专用的一个装有空调设备的单间。
　　列车驶离北京站后不久，斯诺来到了客厅车厢，这里有小吃部和酒吧。
　　忽然，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走进了客厅。
　　周恩来肤色黝黑，着白色短袖敞领衫和长裤，脚穿凉鞋，头发稍有些发白，两腮和下巴刮得光光的看不出一根胡子茬，显得比他62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这一次，斯诺和周恩来好好畅谈了一天，和以前在延安一样，访谈式的谈话，使得斯诺将他准备的问题一古脑地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也很耐心地将他提出的问题做了解答。他们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两人谈兴依然很高，本来还要再安排一次谈话的，但是总理太忙，没有抽出时间。不过斯诺以后又两次访华。斯诺不愧有著名记者的运气，新中国成立后他每次来中国总是赶在节骨眼儿上，第一次是自然灾害，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而且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来的中国。
　　不过，斯诺已经不像当年在延安，已远离中国现行的政治气候，他并没有在这些特殊气候中嗅出敏感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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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跟随总理畅访亚非欧14国
　　乔冠华叫住我，轻声说：“今天加纳发生政变，没有成功。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还负了轻伤……”我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脖子后面生起阵阵冷风。天啊，幸亏是今天，如果是明天，那我们的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不是置身在政变的枪林弹雨中吗？“总理指示我们，明天按期前往加纳访问。”
　　第一节 数阿联运动员的心跳
　　1963年冬季，周恩来由陈毅陪同，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欧14国。我们抵达的第一个国家，那时还不叫埃及，叫阿联。
　　进中南海的第四年，也就是1963年的冬季，我又要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了。虽然这几年里，不断地出访邻邦国家，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但这次出访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距离都不同寻常，要3个多月，跑14个国家，到第二年的开春才能返回国内。


　　12月13日，我离开家门，顿时被厚厚的寒气裹住——冬季来得真快!我不由得紧了紧呢大衣。
　　欢送的人群穿着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充满激情的欢呼声，犹如暖流在寒冷的空气里快活地弥散。我由衷地感到，冰凉彻骨的冬天在机场上变成了温暖活泼的季节。
　　中国友好访问团由五彩缤纷的浪潮拥托着，登上了停泊在欢乐海洋里的“专机”。
　　访问团的成员，我大多数都认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大概有十几个人随同出访。
　　陈毅外长本来应和我们一道离京，可出发的前几天，他和罗瑞卿应邀去肯尼亚，参加他们国家的独立庆典活动，庆典活动后他直飞埃及——中国访问团到达的第一个国家，同大家会合。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国家，那时还不叫埃及，称为阿联，离中国很远，我们沿途要在缅甸的仰光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降落，第二天中午才能抵达埃及首都开罗。
　　空中旅行往往比陆地旅行更为单调枯燥。机舱里回荡着飞机发动机的响声和随员们低沉的话语，令人昏昏欲睡。我想到自己的任务，使劲地甩甩头，起身走向飞机的尾部。周恩来在后舱里，舱门口拉着门帘。我犹豫了，这时能不能进去？他会不会在工作？因为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对我是单调枯燥的飞行，在首长那里便会成为寸金难得的光阴。我正想回到座位上去……“刷”地一声，门帘拉开了，我连忙提着相机走了进去。总理前面小桌上摞了一叠文件，他可能才取下老花镜，鼻梁上还留着两片暗红的压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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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算了算，总理已整整伏案了十多个小时。我愣怔地站在舱门口，只拍了一张照片就退了出来，委实不忍占用他所剩无几的休息时间。
　　飞机抵达开罗时，正是烈日当顶的中午。
　　纳赛尔总统派他的代表萨布里主席以及许多高级官员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
　　嗬!好热闹的欢迎场面。我们还没下飞机，透过圆顶的窗户，就看见机翼下那叠叠重重的人群。再往远看，连机场四周的高层建筑上面也站满了人，密密匝匝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地迎面而来。机舱门一打开，我第一个冲下舷梯，还没站稳就觉得肩膀上被人击了一下，掉头一望，是陈老总。他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没想到他比我们早一步到开罗，竟也在欢迎的行列里，我忙得只来得及问了一句多余的话：“老总，你已经来了？”就忙着寻找位置，选择镜头的最佳点。
　　拍完机场欢迎仪式以后，总理就乘敞篷车进城。开道车在宽阔的马路上摆了个金字塔形，徐徐前移……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两边人群像密集捆扎的篱笆墙，绵延数十里长，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欢迎的盛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知解其意的语言!
　　我个高腿长，身强力壮，往往在这个时候最能发挥优势。我以步代车，跟着缓缓而行的车子，一边奔跑，一边拍照。从体力上说这种劳累还是能适应的，一时不能适应的是在短短几天里，浓缩的季节对我是个考验。告别北京正是严寒的隆冬，旋即又带着昆明的春暖气息飞抵酷似盛夏的开罗。
　　不一会儿，浑身燥热不堪。没风，没云，只有红彤彤的火球当空悬着。汗水顺着后脊梁直往下溜，想解开西装里面衬衣的领口，透透气……一抬头，看见周恩来，风纪严整，在烈日下仍保持庄重、严谨的风度，就连潇洒自如的陈老总也一丝不苟，衣帽整齐。
　　我咬了咬牙，忍住了。
　　埃及以悠久的文明历史著称于世。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化高度发达的标志。
　　我们代表团来到用一方方巨大却无比朴拙的石块垒叠而成的金字塔下，见几名当地运动员已经等在那里，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没在意，待反应过来，运动员已连跳带跑跃上了金字塔身。这时所有人的视线都随着越跳越高的白色衣点而跳动，手心里捏着一把汗珠子。周恩来和陈毅摘下墨镜，一动不动地仰头望着……不大工夫，白衣点飞上了塔尖，人群里响起了轻轻的吁气声，可一口气还没吁尽，只见白衣点又折身往塔下蹦跑，一跃一跃的，像脚下绑着弹簧，这回更快，一眨眼就弹到了塔脚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爬金字塔表演!
　　“哗……”人们突然醒悟的掌声打破了沙漠的惊愕和沉寂。
　　周恩来快速地走上前和气喘吁吁的运动员一一握手。以前我们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对任何事情总是表现出常人少有的细心，这次他也不例外，将心细如丝的特征表现得更加令人惊叹不已，也叫人不可思议。他笑着说：
　　“你们身手不凡啊!7分钟就在146米高的金字塔上下跑了个来回。”
　　在我们屏气发愣时，他已默默地记下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这时我看到总理拉过一位运动员的手，像中医号脉那样用食指和中指按在运动员的脉搏上，眼睛看着自己的手表，默数刚刚激烈运动后的心跳数。过一会儿，总理惊奇地说：“哎，还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脉搏和正常人跳的一样，80多下。这就叫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哩。”说完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离金字塔不远就是更叫人稀奇的狮身人面像。我怔怔地立在像下，仰视这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的庞大怪物。天知道古埃及的人是怎样的想像力？鼓捣出这不人不兽的怪玩意，直让人哧哧地吸凉气。无论我心里怎样的纳闷，怎样猜测不透其中的奥秘，观光人的脚步仍会不由自主在这里徘徊、流连，扯出一年四季络绎不绝的足音和思忖。也许这茫茫的沙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才会诞生孕育像金字塔群、狮身人面像这样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从蛮荒走向文明的历史征途中，有时谜团就是滚滚前进的车轮，载着人们思考、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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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1963年最后一天
　　阿尔巴尼亚是我们出访的14国中惟一的欧洲国家。在这里，总理和我们碰杯，一同度过了1963年最后一天。
　　到达阿尔巴尼亚地拉那那天正是1963年的最后一天。地拉那的大街小巷就像装扮一新的美丽姑娘，散发着浓郁的节日芳香。
　　市区里街窄人多，我跟着汽车，有时都没法跑，幸好车子在纷繁的街道上也跑不起来，差不多是我步行的速度。就这样我还是气喘吁吁的，比马拉松还难受。昨天还在酷热的沙海之地，今天一下子落在冰彻透骨的地中海畔。身上堆着想像不到的衣服，别说跑就是走，都累得人两腿发软。谢天谢地，跟车跑的时间不长，只按了几下快门，就如释重负到达了下榻的宾馆门前。
　　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在灯火通明的“游击队宫”举行除夕晚宴。

　　“这是一个家庭式的晚宴，中国朋友在我们国家度过除夕，就像在家里过节一样亲切、温暖！”霍查举起杯说。
　　周恩来也举起了杯，目光里充满了慈祥，环顾我们一周，对东道主说：“今天我把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和真诚祝福带到这里，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同欢度我们共同的节日！不仅我们在一起喜欢庆佳节，还有我们祖国的亲人也和我们一道喜庆佳节！”家庭！亲人！
　　我们的心里悄悄地流进一股早已被繁忙日程挤出心房的思念。虽然这股思念之情很细小，却绵绵不绝地在滚烫的血液里延伸……周恩来好像察觉了我们的心思，微微一笑，端着酒杯走到我们工作人员的桌前。每次出访，总理从不会忘记我们的辛勤工作，宴席上，他总向我们工作人员敬酒，细微之处体现了他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深厚感情，致使我们每一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终身都无法忘记。这次我觉得他的目光非同寻常。他并不讲话，只是一味地亮炯炯地望着已立起身的我们，好像在问，怎么，想家啦？……我拿着相机离开餐桌，轻轻按下快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的镜头印在了历史的画面上，同时也将这难忘的时刻印在了我们永不褪色的心灵上!
　　欢乐中，大厅的灯光突然闪跳了一下，……“啊……乌拉!……万岁!”
　　1964年来到了!
　　身处异国他乡的我，这时无论怎样控制自己的思路要像个男子汉，可思路的指南针始终指向中国，指向北京。
　　过了几天，我们去地拉那附近的农业合作社参观。走着走着，身后有人捅我。
　　“老杜，你快看，那姑娘老是盯着你看哪!……不信？我观察了半天，你走哪她跟到哪。”
　　“去去去，瞎说什么呀!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别捣蛋好不好。”
　　我没好气地轰走了那位自作多情的老兄。可没一会儿，我自己心里也疙瘩起来了，身后还真的跟了个年轻的女人!
　　我停住望她，心不由得怦然一动。
　　她正用褐色的大眼看着我!
　　她这是要干啥？
　　突然，我看到她的视线留在我手里的照相机上，哦……我松了口气，要我给她照相啊!我把翻译找来，叫他对她说，要照相可以的，最好不要跟在我的后面。
　　那姑娘神情古怪的直摇头，叽里哇啦说了一大堆我一句也不懂的话。然后，粲然一笑，默默立在旁边。翻译回过头，脸上的笑容更加粲然。
　　“老杜，姑娘要和你合影。怎么样，能不能答应她的要求？”
　　我差点没笑出声：“你没告诉她我不是首长？”
　　“说啦。人家就是要和你照合影嘛!”
　　怪事……我直嘀咕。别说和外国姑娘合影，就是中国姑娘我也从不合影的。这可怎么办？我磨磨蹭蹭想找个借口溜之大吉，没想到被乔冠华看见了。
　　“嗳嗳，老杜，别走别走。人家姑娘都不羞，你堂堂男儿还怕什么？照就照呗!大方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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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老爷把我拦住了，要下我手里的相机。自从“乔老爷上轿”的电影公映以后，他正好又没有什么架子，和大家随便惯了，于是理所当然给了乔冠华“乔老爷”的称号。
　　我斜眼瞅瞅那叫我下不了台的姑娘，她倒好，大大方方极有耐心地等着，丝毫没有难为情的意思。到底东方和西方的传统意识、文化背景不同。要在中国，这样的姑娘不被看成疯子也会被认为神经有毛病。
　　我一个大男子总不能比不过一个女子!
　　我鼓了鼓气，心里极不情愿脚下却毫不迟疑地走到姑娘的身边。
　　“咔嚓、咔嚓。”
　　我这个专给别人捕捉瞬间的人，很少有自己独自享用的瞬间。没想到在地拉那，还会碰见这么个姑娘，意外的机遇竟使我也享用了意外的瞬间。
　　这张照片，使得大家至少开心了三天!
　　“嗨!老杜，你怕是真有点外国人的味道。不然，人家外国女孩子咋专看上了你，非要和你照，照合影。嘿嘿……”
　　“老杜，再接再厉。代表中国的男子汉走出亚洲，冲向世界。这次把小国家的姑娘震了震，下次呀要把大国的姑娘震住!”
　　乔老爷最爱说笑话，我一急就笨嘴拙舌的，想了一个绝妙招子。
　　“乔老爷啊，你可要小心!我手里有能留证据的玩意。小心我照一张你和外国姑娘的合影，给你的夫人!”
　　“没关系，没关系。”他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就站在我的身后，她笑声朗朗，大度地声明。
　　我没辙了：“你们夫唱妇随。我单枪匹马，不行不行。”
　　大家见我窘样，哄堂大笑。
　　“惹事生非”的照片当天就冲洗出来了，照得还不错。说什么我也鼓不起勇气，亲手将照片交给那个莫名其妙但十分美丽的地拉那姑娘。一直拖到临离开地拉那的那天，才想法请人带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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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总理，加纳政变了，你不能去！
　　年轻的总统感动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因为这双手在他最危难的时候送来了巨大的力量和慰藉。
　　1964年1月10日，我们即将离开非洲北部的突尼斯，前往加纳共和国。
　　离开中国已近一个月了，飞机在地中海区域折回飞行划了个三角形。这次要直线南飞，穿过非洲腹部，抵达赤道线上的加纳。
　　我想像那里一定奇热无比，要离开突尼斯的那个下午，我忙于翻箱倒柜，寻找最薄、透气的绸衫，箱子里几乎备全了春夏秋冬的衣物。摸摸没烟了，这还了得!没烟抽比没饭吃还要紧张。赶紧出门找烟。走廊上撞见几个部长和司长，他们正匆匆往总理的房间走去，一个个神情严峻……不对呀!凭经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不好探究，只是搁在心里猜测。
　　我转了一圈，找了条烟，准备往回走，在门口被乔冠华叫住。他轻声告诉我：“今天加纳发生政变，没有成功。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还负了轻伤……”
　　我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脖子后面生起阵阵冷风。
　　天啊幸亏是今天，如果是明天，那我们的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不是置身在政变的枪林弹雨中吗？
　　“总理指示我们，明天按期前往加纳访问。”
　　我以为我的耳朵出了问题，不相信地反问了一句“什么？你说什么？”
　　乔冠华又说了一遍，我仍不相信，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粗声莽喉地叫道：“那哪成!加纳还有危险，总理不能去!”
　　“出访不能取消，这是总理说的。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

　　我一听这口气就知道是总理的原话。
　　“要是再政变怎么办？总理要冒多大的风险……”我小声地嘀咕。
　　“别嘀咕了，马上还有个活动，你还要拍照，不要分散精力。总理你还不知道？每个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决不会贸然行事的。别担心!”
　　可我深为总理担心，按照惯例，这时的访问是应该取消的。
　　第二天上午，飞机如期降落在加纳首都阿克拉机场上。我心里像揣了个兔子，怦怦直跳。一出机舱就四处张望……并没有看见什么恐怖的情景嘛!欢迎的群众依然兴高采烈……政府官员笔直地立在舷梯旁边，一切都在有条不紊按程序进行。我想，可能不像说的那样可怕吧？
　　走进市区，绷得紧紧的心弦彻底放松了。
　　滚烫的街道上挤满了身着鲜艳服装的妇女。她们不像地中海的妇女窈窕，个个显得体型富态，皮肤黝黑。她们不停地发出“哦哦……”的叫声，就像美国西部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叫喊声。
　　我一问，原来是一种古老的欢迎方式，还真吓了我一跳。
　　欢呼声，盈盈笑脸，林立的周恩来画像和无数挥动的手臂，一直将我们的车子送到城市的另一端，那将通往海滨总统的官邸。
　　富丽堂皇的宫殿从暑气蒸腾的椰林里渐渐地露了出来，渐渐地清晰了。官邸门口排列着坦克，坦克外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顿时像一枚枚钉子戳破了我们上方宁静的空气，发出可怕的回响。
　　我们一动不动地望着黑洞洞的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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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陪我们一起来的加纳官员忙不迭地跑到门口和士兵悄悄耳语，忠于职守的士兵只是将他们自己的官员放了进去，把我们留在门外的空地上。这时我才发现官邸的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大炮和装甲车……昨天的政变一定非同寻常，不然，这座官邸的人个个怎么都成了惊弓之鸟？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恩克鲁玛总统住的宫殿也太深了!怎么还没见从官邸里出来人。眼前黑森森的枪口让人不舒服……我看了看总理和陈老总，他们很平静，好像这一切都发生在预料之中的。
　　陈老总嘴角还挂着风趣的微笑……那从容镇静的神态，似乎不是面对警惕的枪口，而是在视察军事演习的阵容。
　　寂静中，我感到空气愈加凝固，愈加沉重。偶尔听到金属撞击的锐响，心头的担忧和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分分地在增加。
　　终于，那扇固若金汤的门打开了，惊恐已定的恩克鲁玛总统飞快地迎了过来。
　　我注意了一下端枪的士兵，他们并没有因为总统出来而放下手里的枪，还是直直地端着……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警戒方式吧？
　　总统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又交给总统一封毛泽东的慰问信。
　　年轻的总统感动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因为这双手在他最危难的时候送来了巨大的力量和慰藉!
　　后来，恩克鲁玛又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他的官邸作客，他还将他埃及血统的夫人介绍给我们大家认识。在非洲国家里，只有自家人才能看见家中妻子的容貌。显然恩克鲁玛将我们中国代表团视为一家人。
　　我为总统一家和我们代表团拍了合影。
　　总理见大厅里有张兵乓球桌，就提议和恩克鲁玛打乒乓球，他们慢条斯理，一推一挡，一拍一击，虽然技术都不很熟练，神情却十分认真和专注。
　　离开加纳后，就有三个还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向周恩来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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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总理凯旋，主席亲自迎接
　　从总理那里出来，我对乔老爷嘟囔，没有主席像的照片，怎么选呀!乔老爷却批评我没有政治头脑：这么大型的新闻展览，全是总理的，别人怎么看？
　　转眼我们跑了七八个国家，几乎都是在赤道线走进走出的。对“热”的感受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但对“热”的风光印象却十分模糊，尽管我天天在热带城市里东跑西颠的，可热带风光犹如过眼烟云。满心眼儿占着一条“流水作业线”哩!拍照、冲洗、选片、传真发回国内一系列程序要在当天完成，哪还有心思留神眼前的景观？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也是临海的热带城市。
　　一天傍晚，吃过晚饭，正巧没有活动。总理提议我们大家出去散散步。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嘛，他笑着告诫我们。我赶紧回屋取了相机。说真话，我的工作和休息没有什么明确的界线，为了多拍些资料照片，几乎囊括了领导人的各种活动场景，包括领导人休息的镜头。
　　宾馆外是一条椰林遮掩的长道，不远，是平静的蓝色海面。海风徐徐从林间穿过，划过我们燥热的身躯，顿时，疲惫噪杂的心灵沉浸在无比的宁静和清凉之中……这是多么悠闲而美妙的时刻啊!
　　我看见瓦蓝的天幕上，雪白的海鸟在盘旋、飞翔、俯冲、跳跃，像撒向天空的一把碎云朵……如果凝目远眺，你会看见赤道线的海面一展如绸，恰似稠浓的蓝色胶液，没有一点皱褶。
　　“哎，老杜，你过来。”
　　总理朝我招招手，喊我过去。

　　我以为是要照相。就过去将镜头对准了他，可他却对着镜头摆摆手，又扭过头喊陈毅的秘书杜易过来。他笑而不语打量着我们俩，搞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奇怪地跟着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的。
　　“老总，你看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总理平时不爱开玩笑，他这一开口，都以为是要说个什么事情，连陈老总也认真回答说：“可不是么!非洲的太阳硬是太厉害喔。”
　　“你叫杜易，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我看啊，你老杜就叫杜山，一(易)二(尔)三(山)，不是正好嘛。”
　　总理点着杜易和我说。
　　陈老总这时反应过来了，开怀大笑。
　　“哈哈……对头对头，杜氏家族。一二三。一家子兄弟!”
　　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调侃道：“我哪有这么黑？”
　　“杜山”这异国他乡拾来的名字竟比我的本名还叫得响!打这以后上上下下都一律称我为“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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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时，承蒙大家的好记性，把我的海外名字也一并带回了国。
　　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找杜山。
　　谁是杜山？
　　我望着困惑不解的家人：“我呀，我就是杜山!”
　　踏上巴基斯坦的国土，我的身躯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有一种快要释重的希望。因为这已是第13个国家。
　　三个月，足下历程十多万公里!手里按下数千次的快门!
　　日复一日地奔跑——困倦。一天夜里我突然发现我本来很魁梧的身材，投在月光下的影子竟如此狭长。
　　巴基斯坦的首都拉瓦尔品第，午夜才褪去白天的喧闹和沸腾。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全市的学校停课、机关关门，倾城而出，涌上街头。如果说人能变成山变成海，那么，欢迎我们的这一天，拉瓦尔品第就是人山人海的世界。
　　从阿尤布·汗总统欢迎的晚宴上回到宾馆，已是午夜。我赶紧进“暗房”冲洗照片。
　　一卷卷显影，一张张曝光，又一张张放大……我的工作往往和漫漫长夜一同结束。这时我倚在椅子上，深深地打了个哈欠，倦意向周身输送……刚要眯上眼睛，视线被几张照片抓住了。
　　刚才只顾埋头冲洗，也没顾上一张张地细看。
　　这些照片使我想起了晚上在国宴大厅的情景。
　　宴会后，总理到旁边的客厅里休息，这时走进几个巴基斯坦的年轻人，他们自我介绍说，都是搞艺术工作的，他们仰慕周恩来，很想和他交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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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顷刻间焕发了精神。文艺界的朋友是他最爱交往和交谈的。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他每到一个国家总是想法抽点时间看看艺术馆、文艺演出。
　　他们围着周总理而坐，尽管他们和周总理国籍不同，身份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也不同。中国有句俗话“隔行如隔山”。可我们的总理谈吐自若，古今中外，无不知晓。以他极好的艺术修养和渊博的知识才学，铺设了一条和巴基斯坦朋友相贯通的坦途。
　　他们中间有个画家，一开始就默默地坐在旁边观察周恩来的神情，不一会儿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块玻璃板支在沙发前，夹上白纸，在上面画些什么？我好奇地走到他后面一看，他在画总理的肖像，还真不赖!只有几笔总理就栩栩如生地留在了白纸上。正在谈话的周恩来侧目余光发现画家的“小动作”。
　　“我看看。”
　　画家有点拘谨，又画了几笔，才把画稿递给周恩来。
　　“不错!还挺像。”
　　画家见周恩来兴致挺高，就不再拘谨，向周恩来提出小小的要求。
　　“我想请您坐在这张沙发上，为您画一张正面的肖像……您同意吗？”
　　周恩来欣然接受画家的要求。
　　人们都起身立在一旁，静静的目光跟着画家手里的笔在画稿和周恩来之间来回穿梭。画家的笔真快，娴熟的笔力将周恩来和蔼、谦逊的表情一挥而就。可画家不满意画面的效果，要求再画一张。
　　总理微笑地点了点头。
　　又是一张，这回画家终于满意了。
　　总理饶有兴趣地望着自己的画像。掏出笔在画稿上签上名，对惊喜万分的画家说：“你画得很好，我签上名字，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周恩来的形象在画家的画稿上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在我手里的照片上竟也是活脱脱的亲切得很!

　　越是离回国的日程近就越觉得夜太短了。
　　曙光一天早似一天光临我的窗棂。疲惫一天重似一天压迫我的神经。
　　我们已到了最后一个国家——锡兰。宋庆龄副主席也从国内飞抵锡兰，和总理一同访问。这天夜里，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再望望一堆还没冲洗的照片，说什么也不能睡过去，一睡过去照片就会洗黑，就全报废了，那可惹大祸了，明天国内的各大报纸还等着照片见报呢。
　　我迷迷糊糊走出“暗房”，从抽屉的小瓶里倒出一粒白色的药片，转身去倒水。
　　就在这时，身后的门无声地开了……我发现脚下投来一块亮光，一惊，猛地掉头，以为是“暗房”的灯……
　　淡淡的灯光里，总理一脸倦意地站在我的房子里。
　　我不知所措地搓着大手，“总理，您……您还没睡呀!”
　　“还没呢，见你的门缝还透着亮光，进来看看……怎么不睡啊？”
　　“唉!睡不成哇，国内的报纸等着要照片……”我苦着脸。
　　“那哪成!身体会搞垮的……怎么吃药？”他的眉头颦在一起，盯着桌上的小白药片问。
　　“哦，这是我跟卞大夫要的，吃了还真管用，马上就不瞌睡了。”
　　他摇摇头，说：“不要多吃。吃多了人会上瘾，就和吸烟一样。”
　　“噢!？”我第一次听说。可总理是怎么知道的？
　　“唉!夜，太短了……我也一样，吃这种药。”说完，总理缓缓转过身，走了。
　　门在我眼前沉沉地合上，我的心也变得沉沉的……
　　原来疲惫不堪的苦涩这时又糅进了担忧、痛惜和酸楚。
　　总理可是60多岁的老人啊!怎能这样的熬夜工作？人不是机器，就是机器也有使用穷尽的期限啊!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就看见了总理，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大厅里正和人说话。就像才从充足的睡眠中醒来，浑身洋溢着勃勃生机。我恍惚如梦……那一脸倦容的总理不是才离开几个小时，怎么……就不见一点疲惫的痕迹？
　　顿时我羞愧难当……我那点辛苦疲劳繁忙又算得了什么？
　　1964年3月15日，我们终于回到了离别三个月的北京。
　　去时寒气切切，归来春意浓浓。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首都各界5000多人到机场欢迎周恩来访问14国胜利归来。
　　这是空前规模的欢迎盛典!
　　回国后，我们在大会堂座谈出访14国的心得体会，座谈会结束后，大家又在宴会厅会餐。吃到一半，乔冠华喝酒喝乐了，开始把他的拿手“活宝好戏”拿出来表演。他一手拿盘子，一手拿勺子，边敲边说边舞，一会儿学几内亚妇女的舞蹈动作，一会儿模仿阿拉伯地区男人走路，大家被他妙趣横生的表演噎得直岔气，把酒水都喷了出来。晚宴被他精彩的表演推上了热闹无比的高峰。我乘机狠狠抓拍了他几张洋相百出似乎还带酒气的瞬间。过后，他一看照片，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好呀杜山(周总理在几内亚为我起的雅号，谁知被乔老爷带回了国)!你给我留证据啊？哈哈……”
　　周恩来对这次出访取得圆满成功非常满意，他指示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部举办一次“我国领导人出访新闻图片展览”，绝大多数照片都是我拍摄的。乔冠华接受这个任务后，向总理提议，展览图片上要署拍摄记者的名字。总理向来对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很严，名利的事情，更加严格，可这次他听了乔冠华的建议，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在一旁的邓大姐这时对我说：“老杜，选图片时，记住多选一些外国人举毛主席像的场面。”我心直口快地说，是总理访问，别人都举总理的照片，没有主席的画像呀。乔冠华连忙制止我，向邓大姐表示，我们一定多选一些有主席像画面的照片。从总理那里出来，我对乔老爷嘟囔，没有主席像的照片，怎么选呀!乔老爷却批评我没有政治头脑：这么大型的新闻展览，全是总理的，别人怎么看？主席是党的最高领袖，外交方面能取得成就，也是因为执行了党的外交路线。我们总理是具体执行者。怎么能不放主席的画面？再说，主席还到机场迎接总理凯旋，那照片，你总是照了吧？
　　他这一番话，我佩服，毕竟是老外交了，不仅才思敏捷，而且政治成熟。我自然心悦诚服。
　　在我们出访回国的第九天，3月24日，图片摄影展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我记忆里惟一一次在大会堂举办的摄影展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形象都出现在画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