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nofer

　　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
　　1966年7月，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胡志明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就在他的《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第一节 泼洒“和平共处”之福水
　　1960年4月，我们在缅甸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别开生面的泼水节。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穿上“裙子”，沿街泼洒祝福之水。
　　到总理身边不久，就开始了出访活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去东南亚4国——缅甸、尼泊尔、印度和柬埔寨。
　　1960年4月，我跟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友好访问团登上了专机。
　　这次出访，第一站是缅甸，正好赶上那里的泼水节。我们一到那里便经历了一场如“水漫金山”似的“大水灾”。尽管记忆桥梁跨越了30个年头，可每每想起那次的欢快场面，已日渐消亡的记忆力仍会迸发出清晰的火花，不由得发出一连串的笑声，和当年一样响亮。
　　仰光是缅甸的首都。这里风和日丽，四季常青，佛教建筑星罗棋布，高高的塔尖穿过苍翠，抵着蓝天，使得这个城市弥漫着神秘、肃穆和虔诚的色彩。
　　正是中午，大街上热气腾腾，人影稀少。我提着相机走出国宾馆，置身在一个新奇的世界里。近处汽车“嘀嘀”的鸣笛声那样紧迫，可远处“铛铛”的古刹钟声却又那么悠缓。有几个穿着长裙的男子，悠闲地用拖屐丈量路面……我觉得我像走到漫长历史的古道上，而不是现实中的城市。我不能像街上男人那样悠闲，走马观花般匆匆而过，就赶快回到宾馆，因为要拍摄总理的活动。
　　周恩来——缅甸人民并不陌生。

nofer

　　1954年周恩来曾访问过这个国家，此前提出了著名的后来响彻全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像种子撒在这片温和的土地上。待这次周恩来重踏这片土地时，友谊之花开满了仰光的大街小巷。友好的市民用生硬却别有一种韵律的汉语朝着我们代表团热火朝天地呼喊：
　　“中国，周恩来。”
　　“周恩来，中国。”
　　这时，不断有水泼来。据说这是当地人欢迎贵客的一种方式。周恩来不顾迎面而来的清水，走到人群中和大家握手，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双双手被周恩来微笑和友好的情意挽住，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传到缅甸人民的心里。
　　也不知是被充满激情的气氛感染，还是年轻力壮体魄的支撑，我竟然不知道疲劳，脸颊终日红彤彤的。一天活动下来，来不及喘气，又一头扎进卫生间。
　　现在的人可能要纳闷，摄影师干吗老钻卫生间？莫不是肾脏不好？

　　60年代的摄影记者绝无现在摄影记者的条件优越，既要会拍摄还要会冲洗、放大。外出时，身上除了挎两部相机，还得随身携带一套冲洗和放大的工具箱，出国也不例外。现在的摄影家们拍摄照片，只要快门响过，便可心安理得等着胶卷从冲洗工作间里流水作业，变成你所期待的照片。
　　不言而喻，小小空间的卫生间便成了我的“用武之地”。在这特别的暗房里，曾将成千上万的瞬间变为永恒。
　　我们到缅甸没有几天，就是缅甸人民的盛节——泼水节。
　　这天早晨，我用冷水冲了冲因通宵未眠而发涨的头颅，想悄悄走出宾馆，透透清新的空气。刚走到周恩来住的房间门口，门无声地开了，周恩来微笑着走了出来。我正想上前问“总理，早!”话还没有出口，舌尖却随着我的视线凝固在两齿之间……总理，怎么……怎么穿上了缅甸男人穿的裙子？

　　我愣愣地，不知该说什么好。这时我身后又走来了人，大家都被总理的模样逗笑了。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什么时候见过周恩来这般装束？
　　头上缠裹白色纱巾，对襟上衣镶着彩边，布盘钮扣，古色古香的……下面就是长裙子。
　　“这不是裙子，是袍子。”有人反驳我。
　　“是裙子!”我坚持。
　　周恩来并不理会我们的争执，而是饶有兴趣地打量自己身上那条大方格的“裙子”。
　　“裙子”的前面重叠一褶，后面紧紧地裹成筒状。

nofer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


　　我还没有看仔细，又从好几个房间里走出穿“裙子”的人。大家互相取笑，好不开心时，突然笑声戛然而止，陈毅大摇大摆，潇潇洒洒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哈哈……哈……”笑声的闸门又被冲开。
　　陈老总，我们工作人员都这么叫他。他本来就妙趣横生，现又配上这么滑稽的一身，笑得大家恨不得岔了气!他却若无其事地拖着卡脚拇指的缅甸拖鞋，呱哒……呱哒……朝我们走过来。
　　我在一旁心里直乐，大元帅也会这么率真可爱？
　　“嘿嘿……我这辈子啥子衣裳都穿过，就裙子没有穿过。好生风凉呐!”
　　他双手拎着“裙子”的两边往上提了提，夸张地说。
　　“老杜，你还不去换衣服。”总理在一旁催我。


　　我有点迟疑……总理见我磨磨蹭蹭没有去换衣服的意思，皱起了眉头。
　　“去，去……去换上，这是对人家尊重。”
　　“总理，我要拍照片……相机怕水……”
　　“嗳嗳，我说老杜，相机怕水这和衣服有啥子关系？”陈毅不解地发问。
　　“我穿中山装，当地人一见，知道我是中国代表团，就不会向我泼水。”我神情很认真，大有缅甸风俗研究家的架式。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认真”，比天真还天真!
　　当时陈老总就用指尖点着我的鼻子，“嘁，外行。你以前怕是没见过泼水节是啥个样子？泼水泼水，就是朝人身上泼水，管你穿啥子衣裳。泼不上水你老杜还没有福气呢!晓不晓得？今天的水是福水哦!”
　　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朝我遗憾地咂咂嘴：“老杜，傻吆。福水都不要喏。”
　　我仍不以为然。

　　任凭别人怎么劝说，我就是不肯换上“裙子”，并固执地认为泼水就是冲着裙子泼，而不泼中山装。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像个标新立异的中国人，跟在“裙子”的后面，挺起眼地走出了宾馆的大门。刚走到大街上，“糟糕!”我心里苦叫一声。
　　大街上的水势瓢泼如瀑。
　　我怎么办？我的相机啊!我彻底地傻了。
　　“哗……”我承接了全团第一盆“福水”，我只来得及将相机掖进怀里，便成了一只货真价实的水鸭子。我纳闷，干吗当地人要把水泼在我的身上，而不是那些已穿了民族服装的代表团成员？“中国……中国”我突然被水声夹杂的吆喝声惊醒了……天啊!我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的中山装，使他们从千万张容易混淆的亚洲人面孔中分出了中国人的面孔，这引起了热情好客的缅甸人极大的注意，一时间，整个代表团就笼罩在水网之中。
　　我进退两难，干脆也拿了一个铜钵，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地泼了起来。开始我们还不敢往领导人身上洒水，就是洒也只敢斯斯文文，象征性地溅几滴，因为概念里的水还没有注入福气的成分。可是，四周的水才不管我们的斯文，依然倾盆而来。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腼腆和斯文只能引来更多的泼水。
　　“祝福越多泼水就越多。泼呀!”不知谁叫唤了一声。
　　“哗哗……哗”，我们一下子放开了，拘谨迅速地转换成对泼水的渴望，随着泼水气氛渐浓，水……成钵成钵地泼洒了出去。水中我看见总理和陈老总就在不远处，也在泼水，不过，他们泼洒的动作要比我们有气势得多……不由得我有些担心，总理毕竟是60多岁的老人，这样水淋淋的……身体能吃得消吗？这时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为总理披了一条浴巾，可是漫天的水已经泼得一塌糊涂，浴巾似纸，很快就被浇透了。

nofer

　　我被眼前的场景打动了，心里直痒痒。怎样才能拍上照片又不淋湿镜头？“哗”又是一盆水朝我泼来，我被激出了主意——脱下衣服包住相机，只露个洞给镜头取景，至于是不是能对准焦距，全凭视觉目测，靠运气啦。
　　“咔嚓……咔嚓……”我的手摸着衣服里的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
　　水在空中斜来斜去地飘洒，人在地上跳来跳去地躲闪……水声、笑声、歌声、叫声汇成了涨潮的河淹没了仰光的大街小巷。
　　我好不容易从水天水地里逃了出来，回到宾馆。不等擦干身子，就一头钻进“暗房”冲洗照片。洗出一看，嗨!没想到竟拍成功了——
　　湿淋淋的周总理，正用手从水钵里往外泼水，尽管脸上淌着水，可水中的笑容比任何一次都要欢快。
　　这是多么难得的放松，多么欢乐的瞬间啊！
　　真可谓福水呀！

nofer

　　第二节 友好访问变成吊唁活动
　　噩耗突然传来——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总理接到电文，用手支着下巴，阴沉着脸，许久没有说话……
　　离开缅甸后，代表团又访问了尼泊尔和印度。
　　我们即将结束印度访问时，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柬埔寨国王英年驾崩。噩耗来得这样突然，叫我们全体成员瞠目结舌，不可思议。后天，这位国王应该站在我们到达的机翼下……怎么就长眠不起呢？
　　周恩来接到电文后，用手支着下巴，阴沉着脸，许久没有说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我们工作人员私下以为，总理一定会取消这次友好访问的。柬埔寨国王突然病逝，全国肯定沉浸在突如其来的悲哀中，再说新国王还没有即位，我们就是去无论如何也没有兴高采烈的情致，这友好的气氛肯定要被悲哀所代替。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正式通知，前往柬埔寨访问的计划不变。
　　离开宾馆时，我们行李里多了两套衣服，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颜色全是白色。打开白色衣服，里面裹着一条黑色领带。
　　我们很惊讶，这几十套几乎贴着我们每个成员身子做的服装，是怎样在几天时间里，变戏法似的变出来的？事后我们才知道，这都是总理的安排。他果断地决定，代表团成员每人做两套白色丧服。中山装，在国内制作；西装，在印度做。要快!衣服在印度工人手里加班加点，日夜赶制。

　　我们的飞机在印度机场欢送的人群上空旋了几个圈，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历史悠久的宗教文明古国在视线里愈来愈远，愈来愈朦胧……举国哀悼的国家却愈来愈近……
　　友好访问变成了沉痛哀悼。
　　我们进飞机不久便开始换衣服，所有成员全部穿上白色西装，扎上黑色领带。我穿好衣服后，走进后舱，总理和陈毅也已经换上了白色西服，我不由得为总理的安详、肃穆和英俊的风度而震惊。不知不觉举起了相机……“咔嚓”，总理没有抬头，视线在一行行文字里移动……我的镜头又对准了陈老总，我无声地笑了。他那已发胖的身躯罩着白色，愈加显得臃肿。不过老总毫不介意，也越发地潇洒，白色更赋予他诗人的气质。
　　飞机平稳地停在人群中央。我飞速地瞄了一眼窗外，心绪被机场上白花花的丧服晃得乱糟糟的。白色的列队，白色的礼花……舱门打开，我和以往一样先跑下舷梯，站在一旁等拍周恩来和东道主握手的镜头。一会儿，周恩来一身素装出现在机舱门口，他没有立即走下舷梯，而是在舱门外停立了片刻，他神情庄穆、凝重，迈着迟缓的步履走下梯阶。他的身后是陈老总，接着是白色队伍从机舱里蜿蜒而出……

nofer

立在舷梯旁的年轻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眼中浮动着闪闪的潮光。他十分感激中国政府在他沉浸悲哀时，在他的国家沉浸悲哀时，给予了最真诚、最难忘、胜似兄弟的友情。
　　我们代表团在金边市区访问时，没有想到被臂带黑纱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人们虽然穿着白色的丧服，可是友好热烈的情绪却像一团火，融化了城市连日的悲哀气氛，也融化了我们心头不安的担心。人越围越多，最后连我们的汽车也寸步难行了。尽管警察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也无法将狂热的群众拦到车道线以外的地方。西哈努克亲王笑着和周恩来一起下了车子，走到群众中间，这时人们将早已准备好的用鲜花编制的花环戴在了周恩来的脖子上，不一会，周恩来的身上坠挂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没法靠近的群众就将花环远远地抛过来，顿时花瓣像飞扬的雪片，遍地开花似地撒了一街。
　　我被这意外的场景振奋了，也顾不上身上雪白的西装，挤在人群里抢拍这一幕幕感人的镜头……
　　到宾馆稍作休息，在取得西哈努克等人的同意后，周恩来于下午前往灵堂，向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的遗体志哀。他和陈毅在前国王的遗体前安放了两个巨大的花篮。随后，他又到国王御座殿拜会了西哈努克的母后和摄政委员会成员。当晚，柬埔寨摄政委员会主席西索瓦特·莫尼勒亲王(他是西哈努克的舅父，曾在西哈努克放弃王位时，投票赞成西哈努克的父亲担任国王)在金边克马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招待周恩来一行。柬埔寨王室虽然还处在国王辞世的悲痛中，但从中国总理的真诚来访中，得到了一些慰藉。
　　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60年代初，西哈努克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让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把他们交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出面做三位王子的监护人。周恩来对有关部门交待：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的信任，要为三位王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安排好他们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他还指示学校方面：对三位王子在汉语、英语、数学、纪律、品德教育方面要求严格，并指定专人予以帮助；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劳动课等方面则不要像中国学生那样要求。三位王子中除了瓦纳王子因故中途退学外，其余两位一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在学习，且成绩都很好。西哈努克对此很满意，并多次表示感谢。

　　尊重、理解、平等，使年轻的王子在以后几十年执政生涯里，无论太平盛世还是流离失所，他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把中国看成可靠的大后方。

nofer

　　第三节 将援越抗美进行到底
　　尽管周恩来和胡志明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两人私交甚深、感情深厚，他们在一起就像老朋友那样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中国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印度、柬埔寨以后，再次前往越南访问。
　　1960年5月9日，当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专机离开金边进入越南上空时，由于气候原因，飞机无法在河内机场降落。要选择另外一个气候稍好的机场。经越方提出，周恩来同意转降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因为这里是胡志明主席的故乡，周恩来也想顺道去看看。
　　当天，周恩来在胡志明的故乡下榻休息。越南的乡村集镇显得格外自然古朴，大家短暂地享受了这里的乡野风光。5月10日上午，天气好转，专机再次从宜安机场起飞，抵达河内嘉林机场。走出舱门，范文同率1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带来了胡志明的问候。
　　这次访越，周恩来还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越南党的中央领导表示，中国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并在经济上提供尽量多的援助。在周恩来将要结束访问时，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举行欢送仪式和宴会。主席府的院子里专门备下了露天座位。当胡志明和周恩来就座时，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拥了上来，他们把手中的红领巾分别给敬爱的胡爷爷、周爷爷和其他领导人戴上，然后像在亲人面前一样，席地坐在胡志明、周恩来等人身边。更可爱的是有几个孩子干脆把手放在胡志明和周恩来的腿上。大家高高兴兴地坐下观看场内的表演，其情其景，宛如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一起，尽管两个都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私交甚深、感情深厚，双方感到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有一次，胡志明登门回访周恩来，谈话开始前，我们要拍照，只见胡志明和周恩来都热得满头大汗，但只好衣冠楚楚。刚拍完照，胡志明就一边脱衣服一边催周恩来：“太热，都赶紧把制服脱掉，我先脱。”若要在别处的外交场合，周恩来绝对是制服整齐、风纪扣严实的，既然是老大哥胡志明带头，他也毫不犹豫脱去制服，穿上了短袖衬衣。后来几次在胡志明的主席府，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新闻记者拍完照，胡志明立即把制服脱掉，他与周恩来都没有把对方当外人。
　　有一次，胡志明秘密来华，与周恩来商谈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周恩来专程陪同胡志明到武汉，在这里，他们又一起回忆起过去。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于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武汉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这期间胡志明到过武汉，两人度过了一段合作共事的岁月。

nofer

　　那次两人再聚武汉，不免有些怀旧。周恩来设宴招待胡志明，饭后，胡志明习惯性地看看四周，想找个东西，可是，没有。这一细小的动作被周恩来观察到了，他早有准备，轻轻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用纸包着的精制牙签，递给胡志明。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其实，这只是周恩来细微地关心人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对胡志明这样的老朋友，周恩来更是深知他的生活习惯，自然要照顾得更周到。但周恩来听了胡志明的夸奖，笑答：“我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勤务员罢了。”

　　1966年7月，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并指出：“对越南来说，没有比独立和解放更宝贵的了。”这句名言成为越南人民的座右铭。就在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几天以后，首都百万群众举行声援集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仅次于“文化大革命”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以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的决心。

nofer

　　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
　　1958年8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第一节 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
　　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也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人祸的显露阶段。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却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告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考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这一年，我已经在新华社中央新闻组工作。一次我被派去拍摄毛泽东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我第一次发现毛泽东会像一个孜孜以求的学生那样，对日本工业的各种展品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重工业的展品，几乎每个都仔细询问，还亲自上去操作一番。但是走到轻工业展厅，他的目光就匆匆了许多，当他看见一个木头模特儿时，眼神是那样惊讶。

nofer

　　我当时就觉得毛泽东非常重视重工业，因为他的目光中透出那种渴望强大的信念。
　　一年后，就是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开始研究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据说周恩来和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一同磋商，提出控制建设速度，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提防脑子过热。当他把这个报告提交中央会议上讨论时，毛泽东说话了：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10万个。经济工作有进有退，主要还应该是进……这话的含意非常明白，叫周恩来不要保守，不要反冒进。
　　在周恩来身边的同志都知道，中央许多问题上，总理都是高姿态，委曲求全。他虽然在意毛泽东含蓄的批评，但更关心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和老百姓的安危幸福。他曾经冷静观察形势，希望让时间说话。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不但猛烈过热膨胀，而且迅速演变成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到了1958年8月后，神州大地已经被星罗棋布的小高炉熏烧得滚烫滚烫，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遭到无情抵制，甚至批斗。再说，在人们热情空前高涨的“熊熊烈火”中，很难有人能不受熏陶不被感染而保持冷静的头脑。
　　此时，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
　　会上，毛泽东面对大好形势，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重提周恩来想压缩基本建设计划的往事。这次他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犯上”时，毛泽东却把周恩来架了起来，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恩来同志他们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却没有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冒进后的问题像“兵败如山倒”似地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心情一直郁闷的总理，无法在中南海里心平气和阅读下面反映的材料。他的心在颤抖、在滴血，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在新中国政权下并未完全摆脱旧时的窘境……他，人民的总理，怎能深居红墙视而不见呢？如果接受了三年挨批的教训，他可以不再出头露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是他造成的；如果他对不公平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也有理由冷静旁观自然规律给予人类的报应。
　　然而，周恩来的记忆储库里没有“个人得失”这个信息，人民的得失就是他的得失，人民的悲喜就是他的悲喜。
　　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领袖，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严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惟独不能从容地面对百姓的饥号。从1960年到1963年，几年间，总理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每个行业都留下了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