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vs克劳塞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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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与克劳塞韦茨作为东西方两大兵学宗师，为人类战争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深邃的军事思想，值得我们研究。当然，他们的观点也代表了东西方军事思想的不同特点，其中存在许多争议；本人现贴出如下分析，希望对兵学理论感兴趣的朋友多多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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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而屈人之兵”与绝对战争观的暴力无限论

暴力是战争的本质。但战争的暴力应不应该减少、能不能减少，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是克劳塞维茨推演《战争论》的二个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克氏为战争下了一个双重定义。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克氏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关于战争与暴力的关系，克氏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虽然克氏从现实战争的角度认为战争暴力是可以减轻的，但从绝对战争中敌对双方“相互作用” 导致暴力升级的逻辑推理，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他不赞成减少暴力，得出“结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克氏甚至反对减少暴力作为一种策略，“我们不想听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故事。如果说血性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孙子兵法》的基本思路是增加胜算和减少战争成本。“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最为推崇的、也是他提出的最著名的命题。基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指导思想，孙子比较了四种克敌制胜的方法，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并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有二层含义。首先是避免战争。战争充满变数和风险，最大的风险是失败。不通过战争而达到战争追求的目的，能排除战争风险和失败的可能性。第二层含义是在战争中尽可能减少战斗、减少艰难而激烈的战斗，从而减少战争的成本。如果不能控制战争成本，孙子告戒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是作为增加胜算的策略而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姑且不论这一命题的人文和哲学背景，其实现的效果则有利于减少战争的不必要暴力。

克氏关于战争暴力的论断，仅限于战争的过程中，即政府赋予军人以战争方式继续实现政府意图的阶段。因此，我们暂且只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第二层含义来讨论战争的暴力。克氏认为，战争暴力及升级是由于抵抗的顽强，并且定义“敌人的抵抗力”是“现有手段的多少 x 意志力的强弱” [vi]。据此，我们可以推论，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减少敌人的“现有手段”、瓦解敌人的“意志力”，就能削弱“敌人的抵抗力”，从而减少战争的暴力。我们根据克氏的其他有关论断也可以推导出同样的结论。克氏说，“暴力，即物质暴力，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 如果我们能通过非暴力的方法达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和“使敌人无力抵抗”的目的，为什么不减少、减轻或不使用暴力呢？！

克氏关于战争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是鲜明而坚定的。既然战争是“政治行为”和“真正的政治工具”，并且战争是暴力，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争暴力是政治行为，代表着政治主张，因此政治应该而且必须控制战争的暴力。由此考察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全部战争中的不必要暴力，我们必定能追溯出政治主张或政治失控，而不是克氏所谓的“文明民族的战争其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这是由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纳粹德国在第二次大战中对待前苏联比美英法等国更加残暴，根源是政治需要，而不是国家关系。

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体现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提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三大任务，并且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优待俘虏等政策，广泛争取了民众支持，有效瓦解了敌军的战斗力，有利于促进中国共产党政治意图的实现，并在中国革命的胜利中，有效减少了敌对双方的不必要伤亡，减少了战争对人民的不必要损害，进而减少了战争中的不必要暴力。这就是把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并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个范例，正如克氏指出的“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

我们没有精确量化不必要暴力的永恒定义，但克氏在《战争论》中曾提醒我们“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期以及中世纪，掠夺和破坏敌国地区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这已不符合时代精神了，人们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做是无益的野蛮行为” [x]。他精辟地指出把“时代精神”作为衡量不必要暴力的尺度。在伊拉克发生的美军士兵虐待战俘事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队暴力蹂躏的战俘和人民，可谓一种奢侈，但是今天的政治内容不同了，它们违反了今天的“时代精神”。

美军在伊拉克虐俘事件，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对战争暴力、政府对军人战争行为的严重失控。我们不认为它们代表美国政府的政治意图和主张，但在世界上有许多人，尤其在穆斯林人民中间，认为代表，从而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和仇恨，妨碍着美国对伊拉克政治意图的实现，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从反面验证：政治不能放弃战争过程中对暴力的控制。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府必须按照其意图和目的控制军队在战争中的行为。

克氏在《战争论》中定义战争时，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暴力分开，形成一个双重定义。这个双重定义可被理解为：政治放弃在战争过程中对暴力的控制，因而提供了“战争中的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理论基石。克氏关于“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 [xi]的论断，促使政治家和军事家为取得他们的胜利而鼓励、放纵或至少认可战争中的不必要暴力。今天，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等之间的各种分歧、对抗和冲突，但和平与人权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正深入我们时代的政治内容，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克氏关于战争的双重定义，不适应今天的“时代精神”，不利于控制和减少战争中的不必要暴力，应该修正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是受政治控制的暴力。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命题。“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策略上采取单方面不战的解决方法，从而停止导致暴力升级的敌对双方“相互作用”，终止绝对战争逻辑下的“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在政治上符合今天的“时代精神”。它对政治家和军事家提出了一个“智力”的境界：如何避免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如何减少暴力、减少战争中的不必要暴力？此刻，我们的地球上存放着足以对人类自己进行数百次各种毁灭的暴力手段，并且还在研发生产更多更有效的暴力手段。即使我们追求的政治意图再自私，最终目的还是生存。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尾随克氏提出的绝对战争无限暴力的逻辑合理性，而忽视了他另一句清醒的理性忠告，“…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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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战原则，克氏与孙子提出了不同的基本论点。克氏的论点，可以概括地比做二个质量相向运动对撞决胜负，而且“重心对重心”。《孙子兵法》的基本作战思想是“避实而击虚”，即避开敌人的兵力集中之处，打击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我们如何理解克氏与孙子的分歧呢？

“重心对重心”是克氏军事思想中一个灿烂的亮点。如果说绝对战争观点是克氏《战争论》的核心，“重心对重心”则是绝对战争观点在现实战争继续的轴线，时隐时现，而主力会战是其最闪亮之处。主力会战的重要性，正如克氏指出，“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比主力会战更重要的了。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 “重心”是克氏借用力学上的一个概念。在此，我们从力学的角度研究克氏“重心对重心”与孙子“避实而击虚”在主力会战中的异同。

克氏把力学上的重心比做能给予敌人以最大伤害的兵力部分，即主力。在力学上，“重心”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被视为该物体的总重量的集中点。克氏指出，“如果说，物体的重心总是位于质量最密集的地方，指向物体重心的打击是最有效的，而最强烈的打击又总是由力量的重心发出的，那么在战争中情况也是如此…作战的任何一方的军队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致，通过这种一致军队就有了相互联系；而有相互联系的地方，就存在着同重心相类似的东西。因此军队也有重心，这种重心的运动和方向对其他各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重心就是军队最集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克氏所指的“重心”位于力学上物体质量密度最大之中，借喻军事上兵力最集中之处，即主力或主力战斗力的最强大有力之部分。基于这一力学原理，克氏正确地提出会战中“重心对重心”的战法，即主力对主力。在主力会战中，因为敌人以主力抵御我们的进攻，我们必须以主力进攻才能击垮敌人的防御；因为敌人以主力进攻，我们必须以主力防御，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并且，对于交战双方中强大的一方，主力对主力，毕其功于一役，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速胜战法。

我们仍然用力学观点来看孙子的“避实而击虚”。“避实而击虚”中有“实”和“虚”二个概念，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力学上位置不同的重心。在力学上，物体的重心位置与该物体的质量分布及形状有关。由于物体的质量分布和形状，重心可以位于密度最大之处，也可以位于密度较小之处，甚至位于物体之外，例如环的空虚中心。当重心位于物体的密度较小之处或体外时，其作为该物体各部所受重力的合力作用点的意义，对于我们的讨论，更为显著。因此，军事意义上的重心，可以是主力、也可以是某个防守不足的战略决定点、或易受攻击的补给线，等等。我们用二维而不是三维的视角来选定军事上“避实”和“击虚”的点面。如果敌人的重心位于兵力部署密集之处，我们采用运动战调动敌人，使其兵力部署的质量分布和形状发生变化，致使重心位移偏向对我有利之处。我们避开敌重心处于高密度质量部位的平面，选择重心位于低密度质量部位、甚至位于敌主力体外的平面，在这个平面打击该重心。由于在我们选择的平面，敌人重心不是敌人的主力或主力战斗力最强大之部，因此我攻击敌重心对集中兵力的要求，在数量上则小于在重心处于高密度质量部分的平面，有利于节约兵力。由此，“避实而击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心对重心”，即我们用兵力集中较小的重心打击敌人更弱的重心。这对于指挥主力会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避实而击虚”的战法要求将我主力部队调集在对我有利的作战平面，或调动敌人使其向我暴露薄弱面，但时间和空间是前提条件。没有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在会战中就不能“避实而击虚”，而只能主力对主力。因此，我们可以把克氏的“重心对重心”视为敌对双方在不能选择时间和空间时被迫进行的一种决斗。当我们能支配时间、空间时，应该“避实而击虚”。

结论：

一、      在主力会战中，无论主力对主力还是“避实而击虚”，都是力学上成立的“重心对重心”，但包含着力学上二种位置不同的重心，即位于物体密度最集中之处的重心与位于密度较小或物体体外的重心。

二、      军事上的重心，就其位置受兵力部署的分布和形状的影响而言，符合力学性质。力学上的质量分布和形状，可视同军事上的兵力部署。虽然力学上的重心位置与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无关，但在军事上很难做到兵力部署变化而重心位置不变。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运动战的力学原理： 通过敌我双方兵力的运动，改变敌兵力部署的密度分布和形状，使其重心位移到有利于我攻击之处。

三、      “避实而击虚”中的“虚”，在此意指主力会战中敌方兵力薄弱但对会战胜负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心。如果“避实而击虚”打击的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重心，则是一种游击战术的运用。

四、      克氏的“重心对重心”与孙子的“避实而击虚”，都要求集中兵力，形成对主力会战胜负有决定意义的“重心”打击力量。克氏的“重心对重心”依靠我单方面集中兵力超过敌兵力而取得优势。“避实而击虚”通过选择敌方力量薄弱的决定点而减少敌兵力，进而减少我方需要集中的兵力数量。

五、      “避实而击虚”是敌我双方都可能采取的孙子所谓“诡道”战法。我们把时间和空间视为一条横轴线，一个极端为“0”值，代表敌对双方没有时间、空间的选择余地；另一极端无限大，代表敌对双方或其中一方能充分支配时间和空间。克氏的“重心对重心”位于“0”值极端。在双方兵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主力会战的位置越接近“0”值极端，“重心对重心”越加剧，敌对双方兵力越集中，战斗越激烈；主力会战的位置越远离“0”值极端，敌对双方实施“避实而击虚”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越要防止敌人对我“避实而击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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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正”是孙子提出的主要作战原则之一，“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克氏在《战争论》中也十分强调出敌不意，“要达到相对优势，就必然要争取出敌不意。一切行动都要建立在出敌不意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不可能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但我们如何才能“奇正”、“出敌不意”呢？“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中的“凡”字是一种概然性的表述，强调规律，并反复出现在《孙子兵法》中。概然性和偶然性在《战争论》中也被作为重要的战争现象，同样受到重视。因此，我们用概然性与偶然性来分析“奇正”。

顾名思义，“奇正”是正面作战并翼侧或背后奇袭的战法。“正”是对敌正面作战，“奇”是从翼侧或背后奇袭。“以奇胜”意即用“奇”战胜敌人。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从翼侧或背后进攻能战胜敌人？如果没有正面作战，只奇袭敌人翼侧或背后，那么翼侧或背后则成为正面。由此，正面作战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使敌人翼侧或背后薄弱、空虚。但为什么敌人没在我们袭击的翼侧或背后充分防御呢？因为敌人没想到或不认为我们会进攻翼侧或背后，或认为其翼侧或背后的防御足以抵抗我们的奇袭。深一步的问题是：敌人为什么没想到或不认为我们要从翼侧或背后奇袭，或误认为其翼侧或背后的防御足以抵抗我们的奇袭呢？

当我们认为某个事件会发生或不会发生时，我们是在运用概率指导判断。如果发生的概率或可能性大，我们就认为会发生；如果发生的概率或可能性小，我们则认为不会发生而予以忽视。这种概率意识来自相关的经验，虽然我们有时意识到，有时意识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的抽象是一种概率意识。

《孙子兵法》、《战争论》，以及其他古典和现代的军事理论、军队的条令条例等，都是从战争经验总结的原则或规律，都是一种概率的体现。《孙子兵法》中，“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等等，共列举了83个“胜”，是告诉我们，如果在某个相关方面或这83个方面如此这般，就可能胜利，否则就可能失败，而不是100%的把握。

因此，军事理论、作战原则、条令条例等，是概率意识上升理论的条理化，实质是规律。我们再回到由“奇正”提出的问题：敌人为什么没想到或不认为我们要从翼侧或背后进攻，或误认为其翼侧或背后的防御足以抵抗我们的进攻？答案是：敌人在概率意识的指导下，认为发生的可能性极小而予以忽视。由此，我们可以把“正”视为胜负的概然性或统计学上的大数定律，代表胜负的规律。

如果把“正”视为胜负的概然性，那么“奇”就可视为胜负的偶然性。我们把“奇”视为偶然性，因为它不符合胜负的大数定律，是与规律相对的例外。因为“奇”是例外，所以敌人没想到或不认为我们要从翼侧或背后进攻，或误认为其翼侧或背后的防御足以抵抗我们的进攻。历史上：韩信以弱势兵力背水为阵，大败赵军，是战术上的“奇”。兵家都求速胜，毛泽东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持久战”是战略上的“奇”。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独立战争胜利的美国、商场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等等，创业初始时都是弱者，它们的胜利是“以弱胜强”，都违反了“强胜弱”的大数定律。

我们把“奇正”，即胜负的概然性和偶然性，给予数值假设，进一步分析。假设：“正”，即胜负的概然性或规律或大数定律，代表概率的80%；“奇”，即胜负的偶然性或规律的例外，代表概率的20%。如果一次战争或战斗从“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直至战争或战斗结束，共由100个事件组成，我们在其中80个事件中遵循大数定律，按照规律办事，严格执行作战原则和条令条例，我们的基本胜算是64%，即0.8（0.8）=0.64。对于其余的20个事件，我们有意违反大数定律，走“奇”，我们就能增加额外的4%胜算，即0.2（0.2）=0.04。因此，我们获得的总胜算是68%。在此，所谓的基本胜算，是在80个事件中以战争规律为标准比敌人做得好。退一步假设，即使敌人在80个事件中与我们同等地执行战争规律而取得同样的64%胜算，我们采取“奇”，敌人不采取“奇”，我们就比敌人多4%的胜算。这就是一种孙子所谓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我们从胜负的概然性与偶然性来分析研究“奇正”，具有以下四点指导意义：

一、    “正”代表胜负规律。我们要善于总结、更新、遵循战争的胜负规律，才能在敌我对抗中确立“正”。

二、    “奇”的4%胜算，其升值作用在于附加于“正”的基本胜算。如果不遵循战争规律而只有“奇”，我们比较敌人的总胜算是4%︰64%，是求险胜，即所谓“孤注一掷”。“奇正”告诉我们，不能背离战争规律而单纯求“奇”。

三、    我们把64%确定为基本胜算的理论最大值，只给“奇”的附加胜算以4%，因此即使在把握68%总胜算的优势下，仍然感觉身处克氏归纳战争的四个特点：“危险、劳累、情报、阻力”，而不敢麻痹轻敌。

四、    “均势”是克氏设想的战争中的主要逆境（假设不均势导致和约）。“奇”为我们在困难的均势对抗中增加了宝贵的4%胜算。但“奇”违反规律和大数定律，是风险。因此，我们要用代表规律和大数定律的“正”来控制风险。这就是指挥员在战争中应具备的正确风险意识。

    关于对《孙子兵法》原意的研究

对《孙子兵法》原意的研究，是要取得对原文的准确、全面的理解。由于年代久远，《孙子兵法》原文存在许多语法、字词上的疑难，障碍着对原文的理解，甚至误导。这种情况在其他语言的译文中更为突出。解决2500年前遗留下来的这些疑难，辞典和历史文献是必要的工具。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下的地域方言，及其对《孙子兵法》语汇的影响，不可能尽数记载在现有字典或经研究整理过的文献中。因此，我们要重视在语言学和文献考古以外的研究方法：

一、      我们要重视用上下文来判断疑难的字词、语法，而不应限于现有字典和文献所提供的解释范围。例如：“五事七计”和“修道而保法”中的“法”字，按照字典和文献，多被解释为“法律制度”或类似含义。但“军争篇”的“…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中的“法”，明确无误地是军队实体或组织。我们在原文相关的章节段落，把“法”理解为“军队实体或组织”，这样“五事七计”和“修道而保法”的含义就豁然开朗：孙子是在强调军队建设。“军队实体或组织”当然包括“曲制、官道、主用”。

二、      我们要重视经验主义的指导作用。《孙子兵法》在主体上是一种经验主义，而经验主义具有统计意义，要求我们重视实践，密切联系现实的相关经验。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和胜负经验来校对关于疑难字词、语法的判断。例如：“形篇”的“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中的“不忒”，被普遍解释为“没有差错”，因为根据字典和文献，“忒”意即“差错”。我们想想，在战争中，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中，哪次取得的胜利“没有差错”？！这一点在统计学上是可以论证清楚的。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和企业管理者，首先追求和确保胜利的大方向，控制偏差的范围，而不是整个战争或战斗或商场竞争过程“没有差错”。把“不忒”解释为“没有差错”，不符合实践，没有实践意义。如果我们根据实践和上下文的启迪，把“忒”理解为“不平凡”，“不忒”意即“平凡”。翻译该句话的白话文则是：善战者的胜利，不呈现出惊险的大智大勇，因此他们的胜利是平凡的。平凡胜利的举措必胜，因为是战胜已经失败的敌人。把该句如此理解，在原文段落中，连接上句“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和下句“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则承上启下，顺理成章，更加贴近贯穿《孙子兵法》全文的慎战、不求险胜的思想。

参谋长贝尔蒂埃

用这种方式研究“奇正”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非常精辟！
但我家的孙子兵法在译文中对”忒“的解释就是“平凡“。

diaoduoxi

我认为孙子的理论在总体上比克劳塞韦茨境界高远；孙子的理论有"四求"--求知,求先,求全,求善,无一例外是兵学的最高境界:
1.求知,求先,孙子强调知的重要,特别强调"先知",只有在比敌人在战略看得远一畴,在战术上比敌人预计的高一畴,在情报上比敌人搜集的多一畴,分析敌情比敌人精一畴,才是"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强调作战要达到战略战术层面上的"先胜",即在战前即体现出相对于敌人的绝对或相对优势,孙子称之为:"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克劳塞韦茨还是倾向于在先在战场上求胜负的，这在孙子眼里已经是“败兵”了。

2.求全,求善,孙子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参谋长贝尔蒂埃

拿破仑在求知求善者方面做得不错，不过他对“上兵伐谋”这点似乎不太明了。

diaoduoxi

这就可见中西军事思想本质上的差异。西方人总是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克劳塞韦茨在这方面可谓是拿破仑的徒弟。

孙子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是运用各种手段在总体形势上造成绝对优势，迫使敌方认识到自己的绝对劣势，从而放弃战争，屈从己方的要求；克劳塞韦茨则正相反，他极为反对用非军事手段达到战争目的，认为这是有害的幻想。他的理论前提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暴力最大化“，如果能够从根本上用军事手段消灭敌人，就不必用政治手段寻求和平，而如果由于暴力最大化达不到目的，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运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

可见孙子的思想比克劳塞韦茨先进，或者说更适用于现实世界。如果能够不付出代价或者支付除极少代价达到目的，为什么还要寻求付出巨大代价的暴力手段呢？如国能选择多样化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为什么要盯死在打仗这样的极端手段上呢？不过，克劳塞韦茨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的“暴力无限“也是一种可以实践的理论，但相比孙子的理论，他的理论产生了明显的误导作用——等于是号召他人不顾一切去互相毁灭了，在势均力敌的条件下，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两次世界大战的狂暴体现了他理论的局限性。李德哈特曾经不遗余力地批判克氏的理论，同时盛赞孙子。可以说，孙子的理论影响目前已超越克劳塞韦茨的理论，越来越为全世界兵学界认同。

参谋长贝尔蒂埃

很对。战争也是一种政治手段，终究是要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所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对战争同样适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很有哲学上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孙子也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

diaoduoxi

可惜孙子对自己的身份限制比较严格，他似乎总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将”，谈的主要都是军事问题，这实际上限制了他的理论境界。克劳塞韦茨比孙子强的一点就是他对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而孙子则对此几乎没有论述。实际上，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倒是有较为系统的见解，比之孙子，境界也更为高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孙子虽然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并不否定战争的必要性和备战的重要性，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终究也只是理想状态，很多情况下是达不到的，所以仍然需要诉诸武力。可是后来的中国人却越来越重文轻武，片面强调“德化”，“招安“，“绥靖”，武备废弛，尚武精神衰落，军事思想、技术可谓一落千丈，在和信奉”暴力无限“的西方人和日本人面前，怎能不败？

[ 本帖最后由 diaoduoxi 于 2006-3-29 21:40 编辑 ]